近年來，我們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中國的經濟學卻讓人不甚滿意，沒有把經濟現狀反映出來。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有所應對。為什么過去中國的經濟學沒有反映中國經濟變化的邏輯？原因有很多。現在，中國經濟要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我覺得經濟學的發展，也需要類似的轉變。而且，現在轉變的條件也在逐步成熟。最近幾年，我們在進行一些研究，特別是關于增長問題的研究。研究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問題，觀察到了一些現象，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本是什么

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資本是固定資本的形成，包括建筑物的安裝、設備投資、無形資產，無形資產包括研發投入以及品牌。我們進行一般經濟分析的時候，比如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設備投資、廠房投資等，需要進行區分。房地產投資中的住宅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很大一部分和民生相關。這種投資和機器設備的投資、廠房的投資是不一樣的，差異很大。我們講全要素生產率的時候，認為投資能夠提高生產率，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具有革命性以及很強生產性的要素。當然，我們過去做過一些區分，比如區分生產型投資和非生產型投資，但是現在按照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就將其全部算在一起。而且，我們現在講投資和GDP增長關系的時候，也把它們算在了一起。最近，我在做一個工作，覺得應該把設備廠房這一類能夠提高生產率、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生產性投資，和住宅以及與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區分開來——我將之稱為“消費性投資”。其實，住房和家里買的冰箱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是對住房的明確定位，房子本身是一個消費品。當我們的消費水平提高了以后，公園、圖書館之類的所謂“比較高端的服務性消費”就成為消費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最近幾年，我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GFP，即終端產品，指的是GDP（國內生產總值）中不再直接進入下一個生產過程的產品。計算方法是GDP減去廠房、設備之類的生產性投資，因為廠房和設備投資會再次進入下一個生產過程。我們過去講的GDP，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最終產品，講的是新創造的價值。在經濟活動的自然流程中，最后真正作為產品的，是把生產性投資去掉的部分，所以我提出GFP的概念。這樣一來，我們需要討論一個問題——以后資本的概念，到底只是生產性投資，還是我們所說的加上消費性投資？當然，我講的GFP是全部消費品，包括居民消費，也包括政府消費，再加上消費性投資。我們嚴格地界定了這個概念，其中比較難界定的主要是基建投資，比如，一條公路修起來，小汽車可以跑——這主要是居民消費的部分，載重卡車也可以跑——這屬于生產性消費，這些需要進行區分。在技術上，這個區分是可以實現的，并且這樣的區分很有意義。我們現在經常討論中國最近幾年的投資和GDP的比例關系問題，實際上反映了投資的效率，或者說投資的邊際效率在不斷下降。這個問題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投資換成標準意義上的具有革命性的生產性投資的概念，再和GDP比較，情況就會發生變化。

第二，歷史需求峰值

“歷史需求峰值”的概念是我在這幾年做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的，目前經濟學文獻中對這個問題討論得并不多。歷史需求峰值指的是在一個經濟體（行政性的國家和地區范圍內）中，某一種消費或者某一種生產的需求量最大，或增長速度最高的點。比如，我們觀察到房地產的最高點在2013年左右，基建投資的最高點在2016年。除此之外，與其相對應的工業產品，比如焦炭、水泥、粗鋼等，都存在歷史需求峰值，這個數據已經被證明了。這種現象怎么解釋？長期來講，這是由技術決定的。比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積達到30㎡以后，基本就穩定下來，不會再漲了。當然，我們可以用消費者偏好進行解釋，個人消費的遞減，也就意味著，有錢也不會繼續買更多的房子，他還要買車、旅游，把錢用在其他地方。對中國來說，年度住房達到了1200萬套以后就穩定下來了，鋼鐵、基建也有這樣的峰值。所以，這是和技術相關的。同時，它與消費者的邊際消費收益遞減，或者說與個人偏好相關。它達到一定程度后，不會再明顯地增長。那么，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么減速？根據上述“歷史需求峰值”的分析，即使人口不變，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會減速。當然，人口的變化也在起作用。至于人口變化和歷史需求峰值有何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最近有人提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要加入技術的因素，因為技術有很大的貢獻。如果沒有技術貢獻的話，在一種技術用到極致以后，收益一定會遞減。但是，假設技術、新技術連續供給的情況下，在一個經濟體范圍內，由于存在著歷史需求峰值現象，最后也會出現收益遞減。所以，用這個問題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減速和增長階段的轉換是行得通的。

第三，增長的不確定性與企業家的作用

進入增長階段以后，從馬爾薩斯陷阱到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或者“轉折點”），最后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索洛增長模型，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新技術的誕生，新的技術就是創新。按照熊彼特的解釋，創新就是各種各樣的因素重新組合。按照物理學最基本的原理來說，世界上的物質和能量是守恒的，但信息是在增長的。熊彼特講了很多創新的類型，這需要各種各樣的組合。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就是增長中的不確定性，我們過去對這個不確定性嚴重忽略。有人認為，美國、日本怎么走，中國就應該怎么走。這個從邏輯上來講，技術成熟以后，包括生產方法、工藝，甚至市場營銷方法都很確定的時候，可能相對比較有道理。但是，什么東西搬到中國來，也要適合中國具體的環境，要符合中國具體的初始條件，將來理論研究一定要研究初始條件，它一定會發生新的要素組合。

經濟學經常講一個概念，叫做最優概念。我一直思考這個“最優”的含義。在一個確定的環境當中，比如中國的增長環境，最優是什么，事先是不知道的，而是事后盤點的時候發現某個東西最好。所謂找到一個最優的方案，其實是市場的作用，是不斷地試錯，不斷地找好的東西的過程。不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個非常好的概念。當一個國家有巨大增長潛能的時候不確定性最大，因為有各種各樣組合的可能，但是需要有人不斷地試錯，最后試出一些好的辦法來，這就需要發揮市場作用。而試錯的那個人就是企業家。我覺得企業家就是進行要素組合的人。我到浙江省調研時曾問當地的企業家：產業集群是不是規劃出來的？他們說不完全是，做著做著很多企業就聚在一起了，他們叫做“塊狀經濟”，最后經濟學家稱之為“產業集聚”，這是一個演化的過程，逐步消除不確定性，到最后，最好的東西就出來了，其中就發揮了企業家的作用。其實，企業家的作用是分類型的。比如，對于后發國家來說，有成熟的技術、生產工藝、生產方法，企業家便很好當，他有些市場經歷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難度就增加了。中國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有很多的企業家搞市場營銷很有方法，因為這個東西學不來；很多跨國公司在國外很成功，但是到中國就失靈了，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居民的消費口味。其實，在改革開放后的前20年，中國企業家的才能突出表現在營銷方面，很多人都是營銷大王。但是，最近幾年，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需要進行技術創新。

這里有一個很典型的問題，我們一直在反對重復建設，比如說汽車行業，最后全世界就剩三到五家大的汽車公司了，那我們現在發展汽車產業的時候，是不是規定三五家企業就可以了？可以省去很多麻煩。但是，我們的問題是，規定的五家和最后形成的五家一樣嗎？看美國歷史上的克萊斯勒——美國最多的時候有500多家汽車公司，克萊斯勒的形成就像河流有很多支流，不停地合并，最后形成了一個好的公司。最后的好公司是競爭出來的，很可能就是一個最優方案——經過多少次試錯以后出來的東西。其實企業家就是在發現和利用這個機會。盡管我們現在傳統的增長理論當中有對不確定性的理解和關注，但是看不到企業家的位置。

總而言之，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就是一個增長模型的兩邊問題，右邊是要素投入——資本是什么，左邊就是產出，實際上需求這部分是歷史需求。再一個就是不確定性和企業家的能力，實際上還是在增長模型的右邊。包括索洛模型在內的許多經濟模型，雖然理論很成熟，但是我們不太滿意，因為很多理論缺乏解釋力。我們應該能夠結合中國實際，發現一些問題然后加以改進。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確定性的引入和對企業家作用的重視。傳統的經濟學模型，更接近于牛頓力學的范疇，那個世界觀里面描述了增長的過程，現在已經到了量子力學。量子力學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確定性。我們也可以探討一些問題，做一些改進。這樣既可以解釋中國的發展，也可以解釋其他國家的發展。

（作者為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主題鏈接

中國經濟研究的四個轉變

一是靜下來。過去高速發展的時候，增長源泉多，誘惑多，吸引人的地方多。現在，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了，相對而言沒那么多熱點了，對于高品位產品的需求在不斷增加。因此，我們的研究應該靜下來。

二是專業化。過去，我們的研究也有很多思想火花，但是沒有進入專業化的軌道。

三是積累。這非常重要。我們搞了這么多年研究，多是片段性的，很少有積累。我們將來要出一些比較好的成果，需要有一個積累。

四是激勵機制。經濟學發展需要一個相互討論、相互激勵的機制，比如持續地召開年會，相互討論前沿問題等。

這四個方面都需要足夠長的時間，效果才會顯示出來。 （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