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考古學，從考古材料出發，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同時，不斷吸收借鑒符合事物客觀發展規律的理論與方法，客觀探討古代社會不同發展階段及其所蘊含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辯證關系。同時，鑒于對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及規律認識的局限性，通過考古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可以進一步解答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

　　構建中國原始社會史體系

　　20世紀初，學界相繼出現了否定中國奴隸社會存在、鼓吹中國社會特殊論等謬論。由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開始構建中國原始社會史體系。當時，剛剛興起的中國考古學，因能夠通過調查發掘客觀地重塑古代社會，被視為構建中國原始社會史的重要方法之一。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學者當屬郭沫若和尹達。

　　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將古文字學與古代史研究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釋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論證了中國曾存在氏族社會和奴隸社會。尹達在《中國原始社會》中，通過搜集與分析當時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厘清中國原始社會發展線索。他在該書《導言》中，簡述了中國原始社會的發生發展及崩潰過程，并明確提出，研究中國原始社會目的在于證明中國社會的發展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即階級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且必然會走向滅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伴隨著考古工作的積極展開，考古工作者已基本建立了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各時期的年代序列，提出了攫取性經濟向生產性經濟轉變導致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觀點，初步確定了中國氏族社會的存在、繁榮和瓦解過程等，強有力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同樣符合中國歷史。

　　探索中國人類起源

　　關于人類起源問題的探索，主要分為人科起源和現代人起源。近年來，隨著古基因組學研究的突飛猛進，關于人科起源的探索，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即起源于距今約700萬—500萬年的非洲。關于現代人的起源，學界仍有很多爭論，主要包括“非洲起源說”和“多地區起源論”。我國考古工作者在現代人類起源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并在國際學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隨著我國境內云南元謀人、陜西藍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廣東馬壩人等大量古人類化石及2000余處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現已基本厘清中國最早人類（直立人）的來源。自1929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洞穴里發掘出第一個北京猿人的頭蓋骨至今，該遺址已陸續出土了分屬于不同個體的頭骨、體骨、牙齒等40余塊直立人化石。研究表明，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70萬—30萬年前，不僅可使用石器，而且能夠制作某種復合工具。根據洞穴內發現的用石頭圍擋起來的火塘結構以及一些原地埋藏的燒骨、燒石、灰燼，可推測北京猿人已能夠使用火。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吳汝康根據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等相關論述，提出了勞動對塑造人類身體結構所起的兩點作用，即勞動造成人類體質的不平衡性或鑲嵌性特征，及勞動對大腦產生了重要影響。之后，他在1978年出版的《人類發展史》中專門闡述了“勞動在人類特征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至80年代，中國古人類學領域里“勞動創造人”的主題逐漸轉向探討中國現代人起源問題。吳新智論證了中國直立人和智人之間形態方面的鑲嵌性，同時結合分子生物學研究結果，支持了吳汝康關于中國古人類連續進化的觀點，并提出“與世界其他地區存在與時俱增的基因交流”的觀點。1998年，吳新智正式提出了關于中國古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假說，支持了現代人起源的“多地區起源論”。而21世紀初河南許昌人化石的發現與研究進一步證明了這一假說的可靠性。

　　探討中國國家起源

　　國家是社會分化為階級之后的產物，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起源、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并稱為當今考古學界的三大課題。其中，關于國家起源的探討是學界至今都極為關注的重要問題。恩格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總結出國家是生產力發展、私有制出現、階級分化對立及由此導致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且其產生形式具有多樣性。

　　自20世紀以來，在中國國家起源和形成相關問題研究方面，考古學界已取得了重要進展，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起源理論的原則與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80年代，蘇秉琦提出了中華文明“滿天星斗”說、“古文化—古城—古國”說和“古國—方國—帝國”發展模式說。

　　21世紀初，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牽頭組織的“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項目，科學探討了中國古代國家起源問題。該項目提出，中華文明在距今約5800年前已出現文明起源跡象，證實了“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一脈相延”，并且具有自身文明特色。近年來，中國考古學打開“世界視野”，將中國國家起源研究與世界古代文明的多樣性、客觀性、合理性進行對比探索，體現了我國考古學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起源及國家發展學說的豐富與發展。

　　分析中華民族體質特征

　　馬克思主義定義的“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中國學者密切關注的問題之一。1949年以來，隨著人骨標本的大量發現，學界開始關注中國人種起源問題的研究、中國古代民族的形成及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探索。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其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1923年）中，即已涉及中國人種的構成問題。20世紀50—80年代，費孝通引用考古學、人類學的資料來探討漢民族的形成過程，開拓了研究我國漢民族形成問題的新視野。90年代以來，體質人類學工作者致力于對不同歷史時期古代人群之間的形態學關系及其與現代各民族之間的種系淵源關系的研究。

　　1996年，朱泓提出先秦時期我國古代人種類型分布狀況理論框架。后來，隨著出土人骨標本的逐漸豐富，按照不同顱面形態特征，朱泓將新石器時代居民進行古人種類型劃分。在此基礎上，他對我國古今各民族種系源流方面，特別是對我國現代漢民族種系形成過程進行了綜合分析研究，主要以中原地區與華夏—漢民族密切相關的考古學重要資料為基礎，配合開展對周邊地區其他人群，尤其是根據歷史文獻記載與漢民族及其祖先曾經發生過較大規模的融合、通婚的古代族群，進行體質人類學、分子考古學、動植物考古學等生物考古學研究。研究證實，現代漢民族最早的源頭應是新石器時代主要分布在今河南、山東、陜西一帶的古中原類型居民，并且直至漢代，這一區域的古中原類型居民都為大宗。

　　需要說明的是，古中原類型居民與分布于黃河中下游的現代漢民族顱面形態特征存在一定的差異，卻與今廣東、廣西、福建等南方省區的現代漢民族更為相似。同時，又與古代南方地區的古華南類型的顱面形態差距較大。這進一步表明，現代南方漢族居民的祖先也來自于北方地區，并不是直接承襲該地區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征發展而來。

　　朱泓及其研究團隊通過對我國現代漢民族種系形成過程的研究，初步建立了漢民族歷史形成過程中各個時期不同地區重要遺址出土人骨遺存的數據庫，更為準確地梳理出現代漢族究竟是在何時、吸納了何種民族發展而來，全面闡述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原因和動力，科學論證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在兩千年前已經形成。這不僅為探討中華民族體質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古人種學基礎，也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

　　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礎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已走過近百年歷程，在幾代考古學家的不斷努力下，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并且走出國門，進一步掌握國際學術話語權。未來，中國考古學將繼續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學術支持，為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傳播中國思想注入學術之源，為豐富中國智慧、凝聚中國力量、彰顯中國價值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