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無限綿延的過程同時也是其終結的過程。這就好像說，生命個體在其出生的那一刻就開始了死亡。死亡不是一個瞬間事件，而是一個時間過程。康德也是在這種生死一體的統一性視域中理解人類歷史的。

《萬物的終結》（The End of All Things）是康德于1794年發表在《柏林月刊》上的一篇短文，其中主要討論了歷史終結問題，并兼及靈魂、永恒、末日審判等觀念。這些思考不僅構成其歷史哲學的重要補充，也對其時間理論和宗教思想有實質性推進。但是，目前學界對這篇短文的關注并不多。

人們通常從人類整體意義和時間意義上理解歷史終結問題，而康德在《萬物的終結》中指出，該問題對應的不僅是人類整體及其時間進程，而且是個體及其靈魂不朽。在康德看來，個體生命的終結對于其自身而言意味著感官世界萬物的終結和全部人類歷史的終結，因為他從時間進入單純本體性存在方式之后，就不能夠再返回其中。這種終結意味著個體靈魂對整個感官世界的疏離。然而，對于感官世界本身而言，萬物照常更迭，時間依舊流逝。所以，從現象界看，歷史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及其經驗性活動構成的；而從本體視角或者從本體與現象相結合的視角看，歷史充滿著無數個體生命的終結。全部歷史的終結就相當于所有個體生命終結的系統整體，而個體的終結則是全部歷史之終結中的單獨事件。換言之，人類歷史的終結包含在全部時間過程中，而不是在最后時刻發生的一次性事件。但是，這個終結的整體在單純現象界中是無法通過相繼綜合的方式獲得的，它只是引導歷史向過去回溯和向未來延展的先驗理念，是理性用以將人類全部經驗性活動系統聯結起來的純粹理念。而從本體視角反思現象界，更準確地說，從上帝視角考察全部人類普遍歷史，這個整體畢竟可以被設想為完成了的、終結了的。因為，世界中一切事物的運動變化包括人類歷史的世代更替，都在上帝的計劃和預見之中。康德與奧古斯丁一樣，將人類歷史看作上帝演練其隱秘意圖的人間劇場。所不同的是，奧古斯丁是在基督教神學背景中展開其思想建構的，康德則是在其理性本體論中對上帝及其隱秘計劃作出調節性的處理。他借助上帝概念不是為了宣揚其絕對權威，而是為了輔助人類理性系統地理解普遍歷史。

康德的這種終結論觀點用樸素的語言來表達就是：人類歷史無限綿延的過程同時也是其終結的過程。這就好像說，生命個體在其出生的那一刻就開始了死亡。死亡不是一個瞬間事件，而是一個時間過程。康德也是在這種生死一體的統一性視域中理解人類歷史的。由此，個體生命及其死亡（終結）才能被編織進普遍歷史的宏觀敘事中。

與這種獨特的歷史終結論相匹配的靈魂概念不具有時間意義上的持存性。因為，靈魂在時間中從一段時間過渡到另一段時間的輪回思想，不符合康德區分現象與物自身的立場。個體生命終結之后就“從時間進入永恒”，即從感官世界進入本體世界。所以，永恒概念也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時間中感官世界的無限綿延的永恒性、本體世界的永恒性。康德在《關于一種世界公民觀點的普遍歷史的理念》中認為，作為個體的理性存在者都是有死的，但作為整體的人類卻是不死的。人類整體的不死對應著普遍歷史的無限綿延的時間。與此相對，還有另一種永恒觀念：人雖然不間斷地持存，卻有一切時間的終結。這種持存性是完全無法與時間相比的，康德稱之為“作為本體的綿延”。他指出，世界萬物乃至人類歷史的終結產生于從時間到本體性的永恒的過渡；每個個體在其生命終結之時都要面對這種過渡，因而也自身承載了歷史的終結。時間進程的永恒綿延只是普遍歷史的形式，而本體性的永恒卻蘊含著道德價值和合目的性的思想內容。

在道德秩序中，歷史的終結同時就是個體靈魂永恒持存的開端，乃至一種道德世界的開端。道德世界的實現對于全部時間進程中的歷史乃至每個個體的生命活動而言都是一種終極目的。個體和普遍歷史在此意義上可以被設想為合目的性的。個體也按照這種終極目的被編織進一種合目的性的普遍歷史的系統整體之中。人類理性以道德上的終極目的系統地把握人類歷史和經驗性活動的思維方式，符合康德建筑術的方法論。在這種思維方式中，普遍歷史的價值和意義不是無限綿延的時間本身所帶有的，也不是僅僅由個體的經驗性行動所創造的，而是由某種形而上學理念反思性地賦予人類整體的。人類理性站在道德的高度反思全部普遍歷史，由此將其設想為合目的性的無限時間進程。所以，道德賦予了時間和歷史以豐富的內涵和價值，而道德上的終極目的需要每個個體付出畢生努力，并在全部人類歷史進程中才是可實現的。

康德在其歷史終結論中賦予個體以充分的主體能動性。這不僅體現在他在終結問題上引進了個體視角，也表現在他在個體意義上理解終結時刻的道德審判，即末日審判。康德實際上持一種自我審判的論點，這是《萬物的終結》和同時期的《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的一貫立場。在后一著作中，他指出，審判者真正說來不是被設想為上帝，而是被設想為人子，即作為一個身旁者的耶穌。但由于康德將耶穌內化為人類理性中道德完善者的理想，并同時將其看作道德法則的擬人化理念，如此一來，這樣一個審判者就成為純粹理性的代言人。故而真正實施道德審判的是人類理性自身，人們在末日審判的道德揀選中是自己判決自己的。《萬物的終結》則從個體生命終結角度更清晰地演繹了自我審判思想。康德認為，每個人都應當為普遍歷史的終極目的付出其努力，也應當在其生命終結時對自身所作所為進行評判。每個要審判自己的人，就他認識自己而言，除了從他一生中所奉行的生活方式，他不能從其他地方獲得對永恒的道德世界和配享幸福的展望。而其生活方式不僅僅體現在外部行動上，更體現在內在的行為準則和動機上，這是無法被別人所獲悉的，只能依靠每個人的自我認識。康德將上帝也內化為人類理性中的先驗理念；上帝作為全知的神圣存在者對每個個體內部意念和準則的認識，被康德轉化為個體的自我認識。就此而言，審判只能在個體內部實施。

康德在其實踐哲學中隱秘地傳達了一種自我認識的觀念。《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指出，時代對人類理性提出的吁求就在于，要求它接過那個最困難的任務，即自我認識的任務，并委任一個法庭；這個法庭就是純粹理性批判。康德所說的批判是指，按照純粹理性原則對形而上學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進行裁決，對它的根源、范圍、界限等加以規定。這其中既包含自然形而上學，也包含道德形而上學。普遍歷史理念就是人類理性站在道德形而上學高度，反思該形而上學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可能性的概念。這種反思是蘊含在其理性批判和自我認識的哲學使命之中的。而個體在其生命終結之時的自我審判則是這種自我認識的微觀呈現，他在這種自我審判活動中對其一生中的行為作出結算，并自我決斷他是否配得上獲得幸福。

《萬物的終結》篇幅雖短，但其中涉及理論哲學、道德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等多個思想部門，并在各個方面都有所推進，表現了康德晚年時期更嫻熟地運用其先驗思維方法，融通各種思想的理論創造力，因而是值得關注的。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