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雍也》篇共計三十章，其中前十六章上接《公冶長》篇，依然是借人物品題表達孔子本人的道德追求與價值取向；后十四篇討論“中庸”“文質”“仁知”“仁之方”等重要命題，通觀全篇，其頭緒雖似紛繁，但是其主線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以‘為仁’之‘道’為一以貫之的義理線索。”（黃克劍《論語解讀》）可謂草蛇灰線，形散而神不散。

前十六章中的人物品題，其主要對象多為孔門弟子。孔子對他們的評價有高有低，其標準就是看他們是否能恪守儒家的要義，以“仁”為自己的修身處事之本。能“踐行”或“近仁”的，孔子就予以表揚、予以鼓勵，評價就高；反之，孔子就予以批評、予以貶斥，評價就相對較低。

眾所周知，孔子最喜歡、最寄予希望的學生無疑是顏淵。顏淵的生存狀況是很惡劣的，既沒有像子貢這樣發財致富，也不曾像冉求這樣為官作宰，甚至連維持自己的生計，都存在著不小的問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然而，在孔子看來，顏淵才是弟子中最有“仁者氣象”的人，是真正的“賢者”：“賢哉，回也！”因為顏淵對“仁”的踐行是始終不懈的，他的道德境界，是孔門其他弟子所無法企及的：“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顏淵的“求仁致仁”，是出于自覺的主動，而非功利性的被動，這中間，不摻雜任何其他的動機，沒有絲毫的猶豫和彷徨。真正是發乎內心的皈依，“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一個“樂”字，猶如詩眼，畫龍點睛道出了顏淵之所以超邁群倫，成為孔門第一人的奧妙之所在。孔子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仁”的理想是偉大而崇高的，然而“仁”的實現卻是艱巨而坎坷的。如果沒有真正認同與皈依的襟懷，不能真正做到以苦為樂，樂在其中，那么即使勉強去做，也勢必無法持之以恒，會把它看成是一種負擔，一種累贅，一種磨難。唯有像顏淵這樣下意識將“求仁”當作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毫無障礙地以此為“樂”，才能夠安貧樂道，安之若素，完成精神上真正的超越，“受天下之垢”，好學不倦，“不遷怒，不貳過”，在世人面前展現自己完美的人格。由此可見，孔子在本篇中評論自己的弟子顏淵，其實是拿顏淵為具體例子，形象地向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世人描述了何謂“仁”，何謂“仁者”！這種典范的意義，這種楷模的標尺，是無可替代的。

正是因為“近仁”“求仁”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孔子在篇中明確提出了要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的重要命題。有知識不困難，有一端之長也有可能，如子路“由也果”，子貢“賜也達”，冉求“求也藝”，但是，這并不是真正進入“仁”的境界。換言之，只有“仁”，才能使一個讀書人成為“君子儒”，反之，即使是“器”，甚至像子貢這樣屬于“瑚璉”級的“大器”，也有可能淪喪為“小人儒”。為此，孔子諄諄告誡子夏（包括其他弟子在內）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孔子這個告誡，在今天看來，依然不乏重要的警示意義。隨著教育的普及，人們接觸與擁有知識的機會大大增多了，然而，“有金錢無知識，有知識無文化，有文化無品位，有品位無境界”的現象同樣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一些人擁有知識，但是，并不緣此而自然成為“知識分子”。因為，在他們身上，并沒有起碼的社會責任感，更缺乏自覺的人文關懷，所謂“知識”，僅僅是他們的謀生工具，他們所缺乏的，是讀書人應有的擔當精神與人文關懷，他們沒有道義的追求，沒有正義的立場，對社會的進步，未能盡自己的努力，對弱勢的群體，未能寄自己的同情。等而下之者，更是將自己束縛在利益集團的戰車上，狐假虎威，為虎作倀。無怪乎，一些專家被人們譏為“磚家”，而一些教授則讓人戲謔稱為“叫獸”。這問題就出在他們甘為“小人儒”，而絲毫沒有意愿修養道德、完善人格以爭取成為“君子儒”。應該說這是讀書人的異化，孔子當年所憂慮的讀書人的人格分裂、知識精英的道德墮落，在今天的現實中依然存在。這是知識群體的悲哀，更是國家民族的恥辱。

值得欽佩的是，孔子雖然對儒者的分野有深切的憂慮，對“小人儒”的滋生與蔓延有心理上的準備。但是，從本質上講，孔子對“君子儒”的造就依舊抱有樂觀的期待，對政治、倫理合理秩序的重構依舊懷有充分的信心，能夠認準目標，鍥而不舍，孜孜以求，即所謂“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

孔子之所以仍有期待，仍有信心，是因為在他看來，“為仁”之“道”雖有困難，但并非不可克服。克服的途徑，一是以高尚的文化來充實自己，以合宜的禮制來規范自己，“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二是從自身做起，從細節做起，“能近取譬”，推己而及人，博施而愛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三是使知識與仁德得到有機的統一，做到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共生互補，相得益彰，主體（仁）要堅實鞏固，工具（知）要銳利合用，“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四是方法與手段得體而恰當。這個正確的方法與手段，就是以“中庸之道”觀察問題，把握問題，解決問題，凡事把握一個“度”字，既不過分，也不夸張，正確定位，穩妥應對，“極高明而道中庸”。

上述幾點之中，“中庸”的辯證思維與合理把握乃是最為重要的，它具有普遍的哲學方法論意義。具體地說，“中庸”的核心涵義是拿捏與把握好“度”，做到“無過無不及”，既不要做得不夠，也不要做得過分，尋找事物的最佳平衡點。這包括形式與內容要做到有機的統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天人關系要能夠合理協調與平衡，既不否定天意與鬼神的存在，又倡導以人事為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行為與心態要致力于和諧圓融、渾然一體，“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此為孔子弟子仲弓所言，但為孔子本人所高度認同）總而言之，一切要把握一個合適的“度”，拿捏分寸，恰到好處，收放自如，見好就收，從而在踐行“為仁之道”上取得最佳的效果。

當然，“度”的拿捏與把握是最不容易的，凡事愛走極端，思維流于偏激，是社會生活中的常態，這就更加反襯出“中庸”的難能可貴：“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有這樣的認識，表明了他在“為仁之道”的追求中，固然立場堅定不移，心態積極樂觀，然而，其認識又是清醒的，其思維又是辯證的。這是孔子的卓越處，更是孔子的深刻處。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