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家建構質量的關鍵性呈現，國家秩序圖景包含秩序形塑過程與秩序實際樣態兩層范疇，是過程性與結果性、評價主觀性與實踐客觀性的疊加。它反映的是“利維坦”在生活世界中得到“文明”安頓的制度化能力和心理—文化的認同能力，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至關重要。然而，國家秩序圖景與國家治理結構的選擇緊密相關，且伴隨著國家建構路徑的不斷調整而呈現出差異性。這之中，存在著未來的或然性或不確定性。對此，需要在不斷發展的新背景下有更細致的理論省思與實踐導引。

國家秩序圖景的演進邏輯

我國國家秩序的核心根基是“政黨—人民”的互嵌結構。這一國家秩序圖景的嬗變，既與東方生產方式所造就的深厚文化傳統浸淫關系深厚，也與經典作家的國家秩序觀在集體主義思維路徑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呈現出國家秩序建構與發展的獨特規定性與制度邏輯。而國家秩序的演進，背后關鍵的力量是制度的力量，是特定文化背景和社會場域規定性所設定之制度邏輯的實踐后果。

第一，建構性的動員與獲得性秩序。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實現快速的秩序穩定是任何國家都面臨的現實問題。因此，國家治理的結構選擇既是過往組織體系有效性的延展與應用，同時要能夠對新的秩序安排和制度建構形成核心支撐，從而緩釋資源有限性與快速建政后的可治理性矛盾問題。因此，動員方向的轉移與國家治理重心的轉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步性，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構架與政治景觀。

第二，解構性的建設與發展性秩序。這主要是指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治理所賴以依存的財富制造基礎發生了重大轉變。在此過程之中，執政黨與國家的關系調整出現新的變化，執政黨與社會的交往方式與程度與既往相比也有了重要的變化。這對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新階層力量吸納和整合提出新的要求。國家秩序的效率邏輯，在此階段通過發展型政府的一系列強激勵，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經濟社會驅動發展大潮，無論從體量還是質量的角度講，國家治理都不斷面臨有效性的新課題。

第三，重構性的調整與調適性秩序。無論是對市場經濟體制中混合所有制的倡導，抑或是對經濟與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結構性匹配不足所引發的轉型矛盾頻發，都說明經濟溢出效應不足所共生的社會、生態等問題，逐漸成為治理的中心議題。從社會角度講，這是“權利再造”的持續需要；從國家長治久安的層面看，這是戰略方向中多領域、多維度審視和整合的內在需要。與此同時，自身力量與形象轉變的過程中，國家與國際社會的交互方式、交往力度、影響力程度也大體同步地實現著深刻的變化。經由“站起來”“富起來”轉而面向“強起來”的強大訴求，在制度賦權基本完成的情況下，大量導入更為技術化甚至精細化的治理，成為國家治理的實踐選擇。

上述演進邏輯中，最為基本的動力機制是復雜現代性主導下的自調試機制。簡單地講，自調試是在調處和平衡治理場域中漸趨異質化主體利益的過程中，尋求最少成本和最低沖擊烈度的國家自主性，從而避免因某個或某些力量的過分膨脹危及共同體的存續及其應有超越性的持續供給。現實中，特別顯著的行動邏輯體現在技治主義的來臨與“城市中國”的來臨大體同步，給社會帶來極為復雜的影響。譬如，就社會治理而言，網格化的導入，實質上是在技術可行的范圍內實現“技術賦能”，通過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技術，實現對社會秩序的再造，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建構的認知路徑

在“社會實踐結構性巨變”的新時代，“在場性”地準確認識和把握國家治理體系的重構，需要直面國家秩序碎片化的衍生風險和整合乏力。通過執政黨組織主導的權威再組織化和整全性滲入優化，憑借導入社會矛盾的新判斷、發展建設的新規劃等新向度選擇，來持續促進國家秩序圖景的新形塑。

一是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維度。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國家治理需要更好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在理論上回應如何將國家議程從“效率增長模式”循序轉變成為“效益發展模式”，解決人們“生存性需要”基本滿足條件下向“發展性需要”轉變的一系列體制機制問題。對新時代國家治理績效的實踐評價，需要實現社會化、法治化與綜合化方面的轉變，要突破簡單的以政府偏好為中心和自我評價，發展民意導向的政策過程和績效評價體系。倡導國家政策決策與實施的規范化、制度化，確保社會的有序參與及權益的均衡保障，提升建設的理性化程度。對建設發展進行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多維度的綜合考評，導引高質量發展的再平衡功能之實現。

二是歷史與現實關系的維度。新時代的國家治理，既需要深切地理解和把握改革開放的邏輯，又需要聯系和銜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優良傳統，同時還需要參透和融合到我們祖祖輩輩存續發展的心理文化和行為結構之中。從這個角度講，新時代的國家治理既需要充分尊重本源型傳統與復雜現代性依據，扎根于鄉土性制度底色向城市性增量循序轉變這一根本事實，做好諸如新型城鎮與鄉村振興的融合式、協調性發展；又需要精準回應深度市場化的需求，更深切地理解和把握經濟規律。尤其是實踐中逐漸擺脫對行政的過度依賴；同時通過構建和運行完備的法治體系，規避資本邏輯對于社會諸領域的同質化“殖民”所造成的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降低國家治理的“風險成本”。

三是線上與線下關系的維度。復雜現代性發展情勢下的“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手段，給國家治理勾勒出了一個與人們日常“在場空間”看似迥異而實際卻是“關系萬千重”的“線上空間”。這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命題、新挑戰。在一個現代化深入推進的大轉變年代，國家治理需要將“線上”與“線下”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一體化、開放式的公共政策優化。通過深度運用大數據，一方面進一步克服“信息孤島”“數字鴻溝”等“技術藩籬”現象，竭力規避碎片化、應景式、懸浮式治理，另一方面回應新時代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整體型、開放型、服務型和質量型發展趨勢。

四是結構與功能關系的維度。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在充分發掘現有國家制度資源的基礎上，實現國家在結構與功能方面的現代性建設，亦即提升國家治理結構的規范度與治理能力的有效性。從國家均衡建構的角度講，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現代性國家治理，在結構上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權力與權利的理性化制度關聯；在功能上要拓展的是政府與市場有機作用關聯基礎上的實踐機制平衡，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治理體系。這樣，才有可能擁有真正有效的社會參與和社會利益配置的動態平衡。在體制轉型與發展轉型重疊的雙重轉型關口，關鍵要解構“主客同體”張力中地方政府所面對的階段性“角色不適”與“效能遞減”困局，探索社會結構日漸分化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社會邊界的動態調整與交互機制的引導性重構重建，從而促進治理工具的合理選擇和有效組合。

五是中國化與全球化關系的維度。中國以獨特的方式參與全球化治理的競合歷程。通過改革開放，通過積極主動參與包括經濟全球化在內的全球化進程，中國成為全球化發展的推動者、合作者和建設者。在此過程中，中國不僅獲得了全球化的發展紅利，而且也為全球化紅利的世界分配貢獻了智慧和力量。因此，進一步的國家治理，需要在不斷強化國家整合平衡和發展服務能力的基礎上，對全球治理供給更多制度性的公共產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更多力量。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