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新時代新作為新篇章】

《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中國式大片，以8天50億元票房成績創造了“史上最強國慶檔”，也給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治理帶來新的思考。

成功沒有偶然，三部中國式大片的成功絕非是靠運氣，而是在這些年的票房“決戰”中殺出了一條新路的主旋律電影，是遵從藝術規律、市場規律和文化規律的必然，是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一個縮影。

從藝術規律來看，三部中國式大片，講的是中國故事，致敬的是中國英雄，弘揚的是中國精神，內容情感契合國慶期間廣大觀眾的愛國熱情，與社會情緒同頻共振。雖然主題如此硬核，潛移默化中發揮了培根鑄魂的功能，但在藝術創作上絕不能生硬，沒有貼標簽，也沒有臉譜化，更拒絕假大空，而是回歸人物內心，以小見大，從平凡人物、平民視角體現宏大主題，成為藝術性、思想性和觀賞性俱佳的優秀作品。

文化產品投放市場就要遵循市場規律，三部電影均制作精良，從故事情節到演員表演，從臺詞到音樂，都體現出匠心和品質，贏得了口碑傳播。主旋律電影的宣傳推廣也借助了電影市場的成熟推廣模式：逐城宣傳推廣的標配，未映先熱的造勢，多媒體配合的打法，一個都不能少。如此按照市場的要求做好營銷，吸引更多的人走進影院，從而獲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

文化產品是文化治理的重要載體，是形成文化吸引力、感召力和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必須遵循文化規律。是政府和市場合力，推動了中國式大片的探索。政府主導，舉旗定向，營造好鑒賞和市場環境。市場上的各類公司“各顯神通”，激發了民營文化公司的創作能力，積極組織專業團隊、專業制作完成作品。博納影業雖是民營企業，卻憑借《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戰狼2》《烈火英雄》和這次的《中國機長》等飽含熱血和激情的作品，以滿滿的正能量引領了“中國式大片”的創作生產。

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改變了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管理模式，調動起市場和社會力量，實現了從劃槳到掌舵的治理角色轉變。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越來越豐富，對精神文化的需要越來越多樣，文化治理的重要功能就是政府和市場形成合力，通過提供文化產品、開展文化服務，滿足人民群眾的多樣化需要，保障群眾的文化權益。

在文化治理中，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激發文化市場主體活力，為人民群眾創造豐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面對眾多的市場主體、多樣的產品，治理共識和底線是《電影促進法》，要做到“依法治理”。

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加強對輿論導向管理，完善文化要素市場建設和文化產品市場建設，確保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尤其是在2018年電影管理機構改革后，更強化了電影的內容導向，強調電影作為精神文化產品要唱響主旋律、弘揚正能量，并引導電影人把創作當成中心任務，不斷創作出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愉悅身心、溫潤心靈的精品力作。讓文化能潤物無聲地有效化解社會心理壓力、疏導社會情緒，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除了在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中實現政府和市場的良性互動，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中，也需要調動社會力量參與，體現文化治理的水平。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是提供公共服務的主力軍。隨著文化市場的不斷更新與發展，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在文化理念、人員管理、制度設置、組織結構等方面已有了新變化，也開始整合社會資源，合理進行資源配置，以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務水平和質量。比如國家藝術基金，就推進了我國藝術治理方式的“管”“辦”分離，申報主體面向全社會，不分國有或民營，不分單位或個人，只要符合條件就可申請基金資助，營造開放公平的環境，為國選才，撬動了文藝生態的變革，在文化投入模式改革中邁出重要步伐。

文化治理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制度層面調動的資源更多，治理的手段更豐富，治理的觀念和理念更開放，評價的效果更公平和務實。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誰生產出優質的文化產品，誰就會得到市場的認同；不管是事業，還是產業，誰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誰就會得到消費者的歡迎。

近年來，政府對文化自信的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對社會效益優先的引導，對紅色文化的傳播，對創新文化的激發，都推動了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雙向發力，國有文化單位和民營文化企業攜手推動，廣泛匯集文化資源，激發了全社會的文化創造活力，凝聚成培根鑄魂的正能量。

（記者 張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