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為先秦法家的重要流派，齊法家與晉秦法家“專注于法”不同，其國家治理思想更趨多元。在尊崇“法治”的同時，亦主張“禮法兼容”“德法并舉”；“重農”的同時，并不“抑商”；其“法治”理念在體認民情的同時，又主張順乎“天道”。齊法家中和了周王朝制度與東夷人習俗，文化品性頗具兼容開放特色。齊國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周王朝對諸侯治國的寬容政策、齊文化務實求真的樸素唯物主義傳統，是其文化品性得以養成的共同基礎。

　　《管子》一書是齊法家的代表性著作，輯錄了管仲治理齊地的經驗學說以及后人對管仲思想的解讀與重述，成書于戰國時期的稷下學宮，是齊法家重物利、尚變化的文化內涵的集中體現。主張“以法強齊”的齊法家亦追求“禮法”之間關系的平衡。一方面，《管子》將“法”認定為衡量人們行為的客觀標準以及治理天下的通用規范。《管子·禁藏》言：“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另一方面，《管子》又強調禮義教化在國家治理中的價值與功能，并將其提到治亂興亡的高度來認識。《管子·牧民》稱“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并認為“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管子》十分重視“德教”在社會治理中的基礎性功能，希冀通過“德教”凈化社會環境，使民眾因“重德”而自覺守法，以達到“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的境界，實現禮法融合。

　　《管子》倡導“農工商”諸業并興，主張不同經濟部門的平衡發展。《國語·齊語》《史記·管晏列傳》《史記·平準書》均記載管仲關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政治主張。《管子·治國》也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的觀點，指出經濟發展之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管子·小匡》則稱：“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將“農工商”業者與“士”并稱，足見其對農工商各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視。《國語·齊語》還記載管子曾提出“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最早的經濟部門分工理論。

　　齊法家對百家學說廣為吸納，特別是受到黃老學說的重要影響。《管子》借鑒了黃老學說中關于尊重客觀規律的思想，并將其作為“法治”思想的哲學基礎。《管子·心術上》言：“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在。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指出天與地都有自身的規律，且都遵循著自身的規律運行。然后強調“強不能遍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圣人”，從中引申出強權與人類智識的有限性，而尊重且順應萬物的運行規律以治理國家才是圣人之道，才是治理天下的正確方式。與之相合，《黃帝四經》的《經法·道法》有言：“道生法”，并稱“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意即作為宇宙本源的“道”決定了“法”的產生，而法是衡量事物的成敗、分辨是非曲直的標尺，執政者應效法天道制定出具體的法治措施，“法”在本質上是效法天道的，即是要求法治的建立與實施應當遵循自然規律。法不僅不與“道”相悖，實乃“道”的延伸。

　　當時，齊國自然地理環境較為惡劣，且人口稀少。《鹽鐵論·輕重篇》載：“昔太公封于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齊國的西部和南部屬丘陵地帶，多山脈與丘陵，北部是平原，面積較小。地近東海，海岸線長，地形崎嶇復雜。以農耕產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社會治理理念在齊地并不適用。然而齊地富藏鐵礦，盛產魚鹽，管仲因此提出“官山海”（《管子·海王》）的經濟戰略，傾力發展冶鐵及漁鹽產業，并由國家壟斷經營。相沿成習，歷代齊國統治者在注重農業生產的同時，還致力于發展工商業，大量種植桑麻，在管仲“無市則民乏”（《管子·乘馬》）的思想指導之下，與列國通商。齊國的兵器制造及紡織行業極為發達，所產衣履冠帶供應天下，魚鹽運銷海內。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造就了齊國不拘一格、多措并舉的經濟發展思路，從客觀上助推了國家治理思想兼容開放特性的形成。

　　周初統治者力推“周禮”以治天下，“禮治”成為周王朝政治文化的主題。同時，對于各諸侯治國方略的選擇亦持寬容態度。《淮南子·齊俗訓》載：周公與姜尚被分封至魯、齊，“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之后，“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從中可以看出，周公治魯沿襲了周王朝的“禮治”制度，姜尚用人選賢任能，則是對“尊尊親親”禮治政策的突破。周王朝求同存異、寬厚包容的政治政策使得不同地域文化得以保存發展，不同的國家治理理念和思想流派得以產生，齊法家兼容開放的文化品性也受益于此。

　　齊文化素有務實求真的樸素唯物主義傳統，從中生發出既尊重前賢經驗，又不墨守成規、不拘泥傳統的創新精神。作為齊文化奠基人的姜尚，其治齊思想滲透著樸素唯物主義的智慧。《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姜尚立基于東夷人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在尊尚周禮權威的同時，創設了齊民樂于接受的新制。管仲承繼了這一傳統，并將其光大。凡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利于成就“王霸”之業的措施，均予采納。既尊重前賢經驗，又關注客觀實踐，守成與求變相得益彰。《管子》總結出“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管子·侈靡》）的自然規律，指出社會秩序的建構與運行也須從之，國家治理“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管子·正世》）。至管仲時代，齊法家兼容開放的文化品性得以養成。《史記·管晏列傳》評曰：“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這也反映了齊法家思想在治國實踐中的成功。

　　 （作者：荊月新，系山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