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紅色文化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艱難困苦的戰爭歲月和局部執政的情況下積淀形成的文化。它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的基本“生活樣態”，是以堅定理想信念、積極價值取向、崇高思想品德、艱苦樸素工作作風為主要標識的革命者的“公共人生”，本質上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政黨文化。延安紅色文化是走向成熟的革命文化，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生動的革命實踐和寶貴的奮斗智慧。其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延安紅色文化是一種以自我革命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政黨文化，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的發展和成熟。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和“解放”“改變世界”是同義語，革命的過程就是應用革命理論，動員廣大群眾，改變主客觀世界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革命除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含義之外，更在于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實踐唯物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完美統一。“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正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內涵的深刻把握和不斷的踐行之中。長征到達陜北后，面對民族危機的加劇，黨及時調整革命的策略路線和任務目標。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因此，黨對“革命”的“階級斗爭”的理解，應轉到“統一戰線”上來，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和組織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有信心也有能力使自身變成一個“革命的熔爐”，把許多愿意為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革命戰士。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

正是立足于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1937年3月，毛澤東在和史沫特萊的談話中堅定地認為，整個抗戰時期的中心任務是“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從“溫和的土地政策”到邊區的民主選舉和“三三制”，從提升干部素質的學習運動到改變黨風的整風運動，其靈魂就是毛澤東反復強調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表現出的主線是以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獨立，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馬克·塞爾登曾感慨地評價，中國共產黨“使農村革命的實踐適應統一戰線的戰時迫切需要，同時領導民眾大膽地、創造性地解決農村在多重壓迫下解體的問題”。整個延安時期，毛澤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和愛國青年不斷地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形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并不斷地改造自我，堅持“永久奮斗”，以自身的實際行動推動新民主主義的勝利。毫不夸張地說，經過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血與火的洗禮，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紅色革命話語體系已走向成熟和完善，黨中央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成就，正依賴于對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的發展成熟和努力踐行。

延安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形成的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革命文化。

延安紅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也是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完善在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表現。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就提醒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在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黨內的關門主義，認為馬列主義如果不能“活潑地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中去”，就會變成死的教條。1937年，毛澤東先后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初步清理了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并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實事求是”的概念，認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共產黨人發刊詞》第一次完整提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命題；到《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系統而完整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精辟論證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政策和策略，標志著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

延安整風運動之初，毛澤東通過《改造我們的學習》，對“實事求是”作了科學完整也是樸實無華的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作理論和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

學界普遍認為，1968年5月3日《人民日報》刊發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社論，是“延安精神”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明確闡述。該社論指出，“在長期斗爭中用毛澤東思想培養起來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徹底革命精神，代表了無產階級的艱苦奮斗的精神”。延安精神無疑是延安紅色文化的內核和基因，其中已經凸顯了延安紅色文化和當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毛澤東思想的關系，表明了其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特征。

今天，我們回望延安十三年艱難而輝煌的歷程，就會發現許多延安精神原生態的內容。譬如，堅定地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抗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廣泛動員、組織和教育群眾的“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堅持走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生產運動、下鄉運動體現出來的“南泥灣精神”“勞模精神”等等。這些精神都是十三年“延安道路”的凝練，都是當時“延安作風”的升華，都打上了“窯洞中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思想的印記，都體現出了和舊的剝削和壓迫觀念決裂后中國共產黨人的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文化品格。延安時期，續范亭第一次見到朱德總司令，就欣然寫道，“敵后撐持不世功，金剛百煉一英雄，時人未識將軍面，親切和藹田舍翁”；1942—1943年，張聞天做了15個月的農村調研后，感慨地總結道，“接觸實際，聯系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正是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和反對“洋八股”的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香的”“鮮活的”“接地氣”的革命理論，也才使得延安紅色文化成為真理追求和價值訴求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顯著文化標識。

延安紅色文化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最基本的“生活樣態”，其生活表現和實踐表達是樂觀自信愛國奮斗的人生態度。

毛澤東對延安時期人們的樂觀自信的人生態度高度贊揚，認為這是堅定革命者理想信念不動搖的“骨氣”。在1942年12月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對延安縣同志們的布爾什維克精神贊不絕口，指出他們的工作態度是積極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生龍活虎，不違農時，按時發放農具貸款；根據實際，“制定每個農戶的生產計劃”；“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這種精神，對于那些一遇困難就唉聲嘆氣，就縮手縮腳的人們，對于那些辦事不認真，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人們，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樂觀自信和愛國奮斗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的基本生活樣態。盡管當時的物質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很多時候是“端上飯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甚至在反動派的封鎖和圍困時，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子。但這些困難絲毫不能影響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的信念，不能斷絕人民群眾對革命勝利、民族自強的希望。經歷過延安歲月的文藝工作者最普遍的回憶是：“雖然一切都是簡陋的粗糙的，但心情是愉快的”，“精神上是極為滿足和快樂的”；“延安城內不論男女老少，他們的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到處都能聽到革命“歌聲”，都能看到“同志，同志”的相互招呼。愛國華僑陳嘉庚參觀考察后預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引人深思的是，這種樂觀自信和愛國奮斗的人生態度，一刻也沒有脫離細微的邊區現實生活和抗戰時期具體的經濟、政治工作。這樣的人生價值追求也絕非只有“大人物”和政權機構、政治組織才有，而是每個類似張思德、白求恩一樣的普普通通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從身邊的“小事”和本職工作兢兢業業做起的。抗大沒有校舍，師生們自己建校舍，沒有桌子就用膝蓋當桌子。延安紅色文化的生成和形塑離不開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樂觀自信的生活世界，其實踐表達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扎扎實實地融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去。“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總結道：“我們黨的自信心，群眾的自信心，結合成為戰勝帝國主義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戰勝了一切肉體上的困難。”

延安紅色文化的內在機制是中國共產黨人社會總動員和群眾大組織基礎上的“救亡”與“啟蒙”并重的文化運動。

延安時期社會動員和組織群眾參與是結合時代要求和中國共產黨特定歷史階段的主要任務而進行的，是密切聯系群眾、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具體化、實踐化和生活化，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是：耐心細致地引導和教育人民群眾，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內在的邏輯是：通過社會動員和群眾組織，把“救亡”和“啟蒙”內在地統一起來，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由之路”推進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而這也正是延安十三年革命史積淀形成的最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正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面動員，在艱難困苦的歲月里，一批又一批的愛國青年和仁人志士歷盡千辛、奔向延安，為的就是追求中國社會的光明前景，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以“打斷骨頭連著筋，爬也爬到延安城”的勇氣和毅力，冒著生命危險，闖過重重關卡來到延安的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完成精神洗禮，為中華民族、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也正是通過“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群眾性的生產、下鄉、掃盲、冬學等組織活動，中國共產黨人和邊區人民一起度過了“掃蕩”“封鎖”“重點進攻”的艱難困苦，在不斷走向勝利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紅色話語體系和紅色文化傳統。

　　（作者：李宏斌，系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延安紅色文化育人研究”項目〔16JJD77004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