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重視司法，進而也重視對司法官的培養與選任。既重視司法知識與能力，更重視品格與德性。秦漢時，已設有專門傳授法律知識、培養司法官吏的官署，稱作“律學”。西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皇帝下詔，令郡察舉人才設“四科”，其三曰“明法律令”，說明“明法律令”是重要的擔任司法官的條件。

由魏晉至唐宋設律博士為講授法律之官，以培訓司法人才。據《三國志》記載，魏明帝時始設律博士，以培訓地方司法官吏。晉時律博士為廷尉屬官執掌司法教育。

唐宋時，律學隸屬國子監，仍設律博士，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

唐朝建立科舉制度以后，設明法，開科取士。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宗下詔指出，“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梢�，定疏議的目的之一就是為明法考試提供評卷解卷的標準。

宋沿唐制，科舉中仍然設明法科，而且擴大錄取名額。神宗改制時，為了進一步改變“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的學風，“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婆e試法起著某種導向作用，激發了士人學習法律的積極性。如同神宗時大臣彭汝礪所說：“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碧K軾在《戲子由》詩中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边@從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蘇軾參加科舉考試撰寫的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說明他是讀書讀律的，此文受到主考官梅堯臣和歐陽修的賞識，拔擢為第二名。至禮部復試時，蘇軾再以《春秋對義》論取為第一名。

從明朝起，廢除律博士，同時科舉中廢明法科、刑法科，改用八股取士，致使入仕之官對法律茫然無知，而明清律又都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例”，如有舛錯則予以處罰，因此審判時不得不倚仗幕吏，遂使幕吏擅權。這是明清司法的一大弊端。

為了彌補司法官法律知識的缺乏，防止司法權下移，《大明律》“吏律·公式”中首列“講讀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史官，按治去處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門遞降敘用�！�

對于“講讀律令”之法，清代律學家吳壇在《大清律例通考》中考證說：“前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舊例內開：各處有司，每遇朔望詣學行香之時，令師生講說律例及御制書籍，俾官吏及合屬人等通曉法律倫理，違者治罪。”

清朝建立以后，仿《大明律》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仍將“講讀律令”條列于“吏律·公式”之中，并加小注“蓋欲人知法律而遵守也”。

雍正一朝，對“講讀律令”極為重視。據《大清會典事例》載，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議準：“嗣后年底，刑部堂官傳集滿漢司員，將律例內酌量摘出一條，令將此條律文背寫完全，考試分別上、中、下三等，開列名次奏聞。”

乾隆初，吏部以內外官員各有本任承辦事例，“律例條款繁多，難概責以通曉，奏請刪除官員考校律例一條”，乾隆帝“不允”，諭曰：“誠以律例關系重要，非盡人所能通曉，講讀之功不可廢也�！鼻�隆七年（公元1742年），上諭中嚴肅指出：“若謂各部則例未能盡行通曉則可，若于本部本司律例茫然不知，辦理事件徒委書吏之手，有是理乎!”

“講讀律令”條中所謂的“國家律令”，是指“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的《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而言。這兩部法典雖以刑法為核心內容，但也是諸法合體的國家大法，涵蓋十分寬廣，涉及行政、民事、財經、刑法、訴訟、斷獄、監獄與家庭、社會等諸多方面，故而要求“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

為適應官員應付“講讀律令”的需要，清朝允許和鼓勵私家注律，形成了由州縣官至封疆大吏乃至刑部官員組成的律學家隊伍。為便于官吏學律，編著了“便覽”之類的簡易讀本，此外，還有便于記憶的圖表、歌訣類律學著作。

明清時代對于官吏的“普法教育”和一系列規定，是很值得玩味的。其一，為官者不可不知法，故普法對象首在官不在民。其二，官員普法不限于本部門的法規，更應當熟悉國家最重要的法典。其三，官員普法的要求載于刑法典，是具有強制性的，違反者要給予制裁。其四，每年定期考試官員的法律知識形成制度而不是一時的轟轟烈烈。其五，考試結果區分優劣，按法予以獎懲�！爸v讀律令”起了很好的導向作用，增加了官民的法律意識。歷史的經驗證明，只有執法者法律素質的提高，才有助于援法斷罪，改善司法狀況。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