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一種文化就是一個特定的人類群體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中長期形成的生活、生產、生存方式，在此過程中產生的行為規范、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等等，以及相應的物質與精神產物。

中原地區何以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完全證實了上述歷史唯物主義的論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結論告訴我們：5800年前后，黃河中游（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長江中下游（浙江余姚良渚）、西遼河（遼寧牛梁河）出現文明起源跡象，5300年以來各地陸續進入文明階段。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河南偃師二里頭)，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文明的曙光出現在黃河中游、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不是偶然的。由于人類早期生產力低下，只能使用簡單的工具，對自然條件的適應性有限，必須選擇比較適宜的自然環境，盡可能利用天然的生活、生產、生存條件。在五六千年前，這些地區的氣候、水文、植被、土壤、地貌、地形等都是比較適合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例如氣候溫和，降水或水源充沛，便于用水又能規避洪水，土壤肥沃疏松，或容易開墾，物產比較豐富多樣，能就近獲得建筑材料，便于與外界的交通等。

地理環境為人類早期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在一定的范圍內，并沒有規定或限制文明發展的類型和程度。在同樣的條件下，人群中的天才人物和杰出分子往往能發揮特別大的作用，把對地理環境的利用推到極致。傳說和史籍記載中的黃帝、炎帝、神農、伏羲、堯、舜、禹都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進步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

早期中華文明如滿天星斗，但有的逐漸暗淡，有的戛然而止，有的遷徙無常，唯有黃河中下游地區漸趨成熟，日益壯大，形成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和引領者，并逐步擴大到全國各地。主要原因在于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的平原地勢平緩，土壤疏松，表面植被容易清除，使用簡單的工具就能開墾耕種，能形成大規模的連片農業區，生產出足夠的糧食和物資供養一個政治實體的全部人口，進而構成統一國家的物質基礎。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已經將疆域擴展到當時的全部宜農地區。與今天中國的領土比較，未包括在西漢疆域的大致只有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東北地區。而西漢未將它們囊括在內的主要原因，并非由于缺乏軍事實力，而是因為在當時條件下這些地區無法進行農業開發或者適合農業人口居住。

中國文化不斷更新，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這樣的文化當然值得我們自信

隨著人口的擴散和遷徙，以黃河流域為基地的諸夏（華夏）民系的生存空間不斷擴大，或者因與其他民系融合而實際增加了夏華民系的數量及居住地，最終發展成中華民族的主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漢族。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華夏文明也逐漸覆蓋全部農業地區，并最終為國內牧業地區所接受。正因為如此，北方牧業民族曾多次建立自己的政權并入主中原，甚至統治全國，但軍事上的征服者最終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毫無例外地接受了華夏文明。

地理障礙使中華文明遠離其他主要文明，因而在整體上沒有受到外來文明的影響，保持了持續的穩定的發展。大航海帶來了西方文明，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了清朝的大門，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但中華文明不僅沒有中斷，更沒有滅絕，而是浴火重生，迎來了新的復興。

五千多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中華文明發源于這片土地，植根于這片土地，最適合中國的地理環境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生產和生存的人。中國由封閉到被迫開放，到積極自主開放；中國由專制封建社會轉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通過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由農村為主到快速城市化；在這過程中，中國文化不斷更新，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這樣的文化當然值得我們自信。

文化自信的另一個理由

文化自信的另一個理由，是中華民族善于向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學習，能夠不斷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長處。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由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環境千差萬別，利弊并存，由此孕育的文化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保持先進。總體上先進的文明、文化，都是不斷自覺地吸取其他文明的精華、學習其他文化的長處的結果。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結果證實，自中華文明形成之初，就廣泛吸收了外來文明的影響。如源自西亞、中亞等地區的小麥栽培技術、黃牛和綿羊等家畜的飼養技術，馬的馴化、飼養和改良，以及青銅冶煉技術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并被改造生發出嶄新的面貌。如青銅，由主要用于制造工具演變為制造禮器，一方面使鑄造技術更加完善，更為精湛，另一方面賦予青銅器更多的精神價值，使之成為藝術、文化、歷史、制度、信仰的載體。

一些源于外界的產物、知識、技術、觀念、科學、宗教，被學習、引進、吸收，已經成為中華文明、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以至我們長期忽視了它們的真正源頭。如一直被視為傳統文化時間系列指標的天干地支，根據西晉時郭璞的《爾雅》注，它們都有一個奇怪的別名：甲-閼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強圉，戊-著雍，己-屠維，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黓，癸-昭陽。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落，午-敦牂，未-協洽，申-涒灘，酉-作噩，戌-掩茂，亥-大淵獻，子-困敦，丑-赤奮若。這些詞，除了個別能望文生義外，其他用漢字的意義根本是無法解釋的。唯一的可能是它們本來就來自另一個語系，只是用漢字記錄了它們的發音。早已有學者注意到，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形成的時間早于中國的地支，而地支中某些別名的讀音與巴比倫的發音非常接近。

如果說這個問題還需要尋找新的證據深入探究的話，大量源于其他文明、其他文化而早已中國化并被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已是不爭的事實，國人已習以為常。外來的佛教因為成功地中國化而被中國民眾當作本土信仰，禪宗更被文人視為一種中國文化。近代日本人用漢字翻譯了大多數西方科學和人文的詞匯術語，中國幾乎照單全收為現代漢語詞匯。

有學者注意到，夏朝的興起與小麥的傳入和推廣同步，商人的崛起與戰車的引進密切相關。十六七世紀以降，來自美洲新大陸的煙草、番薯(紅薯)、玉米、馬鈴薯(土豆)、花生、辣椒傳入中國，并且很快普及。17世紀初明朝的人口接近2億，19世紀中葉清朝人口已超過4億，總人口一半以上的增量人口大多是由這些新作物養活的。今天中國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夠生產全部工業產品的國家，但這些產品大部分并非原產于中國或是由中國人發明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但這些商品大多曾經是中國從外國進口的，改革開放以來才開始學會生產的。

在我們確立文化自信的同時，必須尊重、欣賞其他文明、其他文化的自信

“文明互鑒”就是不同文明之間可以并應該相互借鑒，其前提就是承認其他文明有值得借鑒、學習之處。正因為如此，在我們確立文化自信的同時，必須尊重、欣賞其他文明、其他文化的自信。這就是費孝通先生曾經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在文化自信的同時，尊重他人的文化自信；在贊美自己的文化時，也贊美其他文化；這樣才能“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才能和諧相處，發展成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面正確地理解文化自信，真正確立文化自信，中國才能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走向世界，復興的中華文明必將在世界發揮更大的影響，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閱讀延伸

中原文化：中華文化之根

中原文化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以河南為核心，以廣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為腹地，逐層向外輻射，影響延及海外。中原文化是中華文化之根，它主要表現為：

●根源性：中原文化在整個中華文明體系中具有發端和母體的地位。夏、商、周三代，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根源。作為東方文明軸心時代標志的儒道墨法等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總結三代文明的基礎上而生成于河南的。

●原創性：中原文化對構建整個中華文明體系發揮了篳路藍縷的開創作用。無論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構，還是漢字和商業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發明與中醫藥的產生，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記。

●包容性：中原文化具有兼容眾善、合而成體的特點。胡服、胡樂、胡舞、胡人食品在漢唐間傳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傳入中原，卻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納。

●開放性：中原文化有著很強的輻射力和影響力。一是輻射各地。如嶺南文化、閩臺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來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二是遠播異域。秦漢以來，中原文化主要是通過陸路交通向東向西廣泛傳播，影響了朝鮮、日本的古代文明。（如輝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