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黔西滇東戰國秦漢時期考古遺存綜合研究”負責人、貴州民族大學教授

“南夷”既是地域概念，也是文化和民族學意義上的概念，是地域、文化和民族三者的綜合體。南夷地區包括西漢時的犍為郡南部、牂牁郡大部和益州郡東北部，大致在今四川宜賓以南、云南文山以北，貴州中西部（貴陽、遵義、都勻以西）至云南曲靖及其相鄰地帶，以黔西滇東地區為主體部分。就南夷概念而言，是漢人尤其是其上層精英人物從當時漢朝的疆域形勢出發，對本區域戰國秦漢時期復雜社會文化、多民族群體及其關系、歷史發展變遷及其歷史地位的綜合理解。“西南夷”“南夷”“西夷”這些概念的產生和具體的理解、郡縣劃分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反映了漢人對戰國秦漢時期南夷這個特定歷史文化區的認知水平和統治策略。

以文化特征的分類研究

通過研究，我們可以把南夷土著文化遺存分為可樂類型、中水類型、八塔臺文化、銅鼓山類型、石洞村·大逸圃類型，詳細梳理了各文化類型的特征、時代關系、文化內涵及其發展演變過程。

第一，土著文化在小區域內形成了各自的多樣性和獨立性。中水類型、可樂類型、八塔臺文化、銅鼓山類型、石洞村·大逸圃類型就是其中比較重要的獨立性很強的區域性文化。這些文化類型在墓葬結構、葬式和隨葬品內涵、居住形式和鑄銅技術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發展演變過程和特點，整個南夷地區土著文化沒有形成普遍一致性。各區域土著文化并列發展，難分高下，看不出有一個政治文化中心。區域之間的文化聯系微弱，交流和信息傳播稀少、緩慢。

第二，各土著文化具有特定的共性。墓葬都為土坑豎穴式，規模小，隨葬品普遍貧乏，青銅制作技術水平相近，發展緩慢，銅器種類以武器和裝飾品為主。戰國中晚期，墓葬規模很小，差別不大，都屬于中小型墓葬。各類型文化墓葬的隨葬品都比較貧乏，有比較多的空墓。戰國末期至西漢前期，各區域土著文化繼續發展，石寨山文化和巴蜀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影響有所增強，這時期中原文化已經進入，以鐵削刀和銅帶鉤為主。西漢中晚期，土著文化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隨著巴蜀地區原有文化與中原漢文化融合而形成了新型的漢文化，在漢武帝開拓西南夷的背景下，強烈輸入本地區，隨葬品中有相當數量和種類的漢文化因素。西漢末期至東漢初期，墓葬發現不多，先進的漢文化強勁輸入，導致土著文化被漸漸消解取代。

第三，由于周邊的石寨山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的相對先進和強大，南夷各文化類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這種文化關系的實質還是同質文化之間長期的接觸與融合。石寨山文化是云貴地區最發達的土著性文化，對整個南夷地區都有影響。楚文化因素比較隱晦，在八塔臺文化中有較明顯的體現，這可能與戰國晚期以莊蹻為首的楚人入滇有密切關系。巴蜀文化更是西南強大的土著性文化，但巴蜀文化因素主要在可樂類型和中水類型中存在，影響范圍似乎還沒有跨過烏蒙山脈。

以上幾種文化關系就是當時南夷土著文化與周邊文化之間接觸融合式發展的具體表現形式。在這種文化格局中，八塔臺文化所在的曲靖盆地地理條件比較優越，位置居中，北與可樂類型和中水類型鄰近，南與石洞村·大逸圃類型、銅鼓山類型鄰近，西與石寨山文化毗鄰，是石寨山文化東進北上、巴蜀文化與漢文化南下西進的中轉站。

以自然生態屬性的分類研究

通過研究，我們可以把南夷地區漢移民遺存分為橫江流域及其鄰近區域、北盤江發源區域、赤水河流域及其附近區域、烏江上游鴨池河西部支流區域、烏江上游鴨池河南部支流區域、南北盤江流域之間區域、右江上游區域，分別梳理各區域文化特征、發展演變。

第一，受自然地理環境影響，從漢武帝開拓西南夷至東漢晚期，墓葬都沿烏蒙山脈東西兩邊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縱向由北向南線性分布，但又成片集中在幾個相對獨立區域內。早在南越國時期特定時代背景下，已有秦始皇時期遷入的內地移民中的賈人或手工業者，由桂林郡進入南夷夜郎與南越國境，與土著雜處。他們扮演了溝通南越國與南夷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實為最早進入南夷之地的漢移民，至西漢晚期已與土著有很深的文化融合。漢武帝設置牂牁郡后，這一帶被納入管轄，在兩廣地區和西南地區漢文化的交互影響下，逐漸走上與南夷主體區域漢文化相似的發展軌跡。

第二，各區域漢文化發展具有延續性和穩定性，看不出斷裂現象，這說明漢人社會內部的協調機制比較完善。先來后到的不同身份的漢人在共同信仰體系和郡縣制度及其相關移民保障措施下，被迅速組織起來，從而保證社會發展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與此同時，這樣的移民社會是開放的，隨時接受從漢文化中心區域之一的四川盆地而來的文化，能與整個漢文化保持基本一致的發展步調。但是，漢移民在南夷地區建立起來的社會，還須與土著社會建立友好和諧關系，在生產生活資料和生存方式技能等方面長期依賴土著社會。所以，漢移民社會是一個與母體社會不同、更能適應地方的新社會形態，它可以促進漢文化與土著文化近距離接觸，長期和平交流互動，因而更具生命力和新內涵。

第三，各區域漢移民社會之間由于漢王朝統一的政治設置，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各區域土著社會的政治與文化，較快推進了當地社會格局的變遷。除了與整個漢文化保持統一性外，還形成了新的地方傳統，如東漢以后在各區域廣泛存在的動物祭奠方式、復雜的合葬方式、生存居住方式、夷漢族群長期和平并居與文化互動融合等。各區域都擁有比較豐富的文化內涵，彼此之間看不出有中心與非中心的明顯區別，似乎都并列處于同等層次的發展水平。這與政治上郡縣制的等級關系有些不協調，暗含著東漢中晚期郡縣制實行的松弛與地方各大姓勢力的增強。相比之下，橫江流域的赫章可樂和昭通一帶，漢移民文化分布密集程度更高，內涵更豐富。這與這一區域距四川盆地較近且處于南夷道附近有關，同時也與政府對當地豐富的銅、銀資源的開采和鑄造活動有很大關系。

社會學視角下南夷區域早期文明化國家化進程

南夷地區從戰國中期開始，社會不斷分化，文明化進程不斷加快。到東漢晚期，完成了民族關系與文化的重構，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確立了本土社會文化結構和政治模式。漢文化并未改變原先多族系族群交匯融合發展的歷史軌跡，而是在這個軌跡上強化了交匯融合的廣度和深度。這段歷史是一個連續的邏輯整體，是從土著社會形態向新的文明形態演進的邏輯整體。不管是土著還是楚眾和漢移民，也不管是周邊文化還是漢文化，都是本土化主體性社會文化構建中的有機體。

土著社會內部的淺層次發展、各區域之間的并列發展和周邊強勢文化驅動發展，形成了特定的文明化進程模式，即基于生存的開放—融合模式。南夷土著社會的開放性與落后性兼具，注定漢文化要發揮推動其進步的主導作用。漢人進入后，夷漢之間不斷磨合，形成了一種基于漢移民及其文化的政治、經濟文化、族體三位一體的社會變遷模式。夷漢雙方通過互動整合，重新構筑出適合夷漢需要的更大范圍的社會、政治、軍事、文化活動空間和復雜社會結構。但漢人沒有建立起真正讓南夷社會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主要依賴于四川盆地經濟和文化的輸入，所以這時期南夷社會仍是畸形發展的社會。南夷社會內生性發展動力不足，主要依靠外在強大文化的驅動發展。

歷史研究中理論的解釋力與史料的具體特殊形態常常捍格難通，未能交融。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把南夷區域考古學研究分為三個層次，特別是通過典型文化事項和族群源流的個案研究這個中間環節，把考古資料引向社會結構和文明化進程層面進行分析。這一方法的運用為我們拓寬了對南夷地區考古資料的解釋力度，也拓展了我國早期文明化進程研究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