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考古發現與先秦史詩、頌詩”負責人、山東大學特聘教授

從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討論荷馬史詩開始，世界學術界對史詩的討論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例如西方的“荷馬諸問題”“莪相史詩問題”“倫洛特史詩問題”，中國的“少數民族史詩問題”“漢語史詩問題”等。其中，“漢語史詩問題”是中國學術界一直努力卻仍未解決的難題。

漢語史詩具有不同于西方史詩的內涵特征

史詩概念是西方學者根據“荷馬史詩”等資料歸納總結的，其要素有三：是長篇巨制、有神話故事、有作者。這樣的概念標準適用于西方史詩，對中國漢語史詩卻并不適用。19世紀，黑格爾曾在《美學》中斷言“中國人卻沒有民族史詩”。20世紀，中國學者對此觀點提出了種種意見，但仍是以西方史詩理論為依據進行探討解釋，均不夠準確。

隨著考古發現所提供的實物資料越來越豐富，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學術界開始了從總體上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宏偉工程，并得出中華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等結論。這是漢語史詩形成發展的具體背景。

漢語史詩形成于中華文明起源的五帝時代，發展于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榮于中華文明轉型的春秋戰國時期，表現出了許多不同于西方史詩的內涵特征。其一，漢語史詩獨立發展于氏族部族血緣內部，如虞族內流傳的是《韶》樂，夏族內流傳的是《九歌》，商族內流傳的是《商頌》等，而西方史詩融合發展于氏族部族血緣之間，如《荷馬史詩》反映了愛琴海周邊眾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漢語史詩因中華文明的農耕生產、血緣管理等基礎原因而在內容上表現為“天體日月崇拜史詩”“山川土地崇拜史詩”“祖先世系崇拜史詩”等類型內容，與西方史詩僅僅表現為“英雄史詩”不同。其三，漢語史詩因中華文明的各種儀式、通神法器而表現為早期的“圖”“話”結合到后期的“圖”“書”結合的世代傳承方式。“圖”是永恒不變的史詩主題，“話”與“書”則是不同時期的具體演述。

立足中國、借鑒國外，建構漢語史詩理論體系

西方的史詩既可以在宗教場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間集體聚會場合演述。中國的漢語史詩，在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只在宗廟社壇中演述，是宗教、政治、倫理的三合一，所表達的是血緣族群共同的集體意識。也正因為如此，原始時代的神話思維、原始意象在中國的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一直延續保存下來，并通過在宗廟現場的演述實踐而發揚光大。而西方氏族社會的神話思維、原始意象在進入文明社會后便不再延續。由于在宗廟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倫理等內容，所以漢語史詩又稱“頌詩”“雅詩”。此外，據甲骨文、青銅銘文可知，漢語史詩還被稱為“祝”“典”“冊”“史冊”“作冊”“爯冊”等。總之，漢語史詩在內涵、外延、稱謂、特征等方面都與西方史詩有很大不同。

古希臘軸心文明的一個突出表現是，代表原始神話思維的史詩被代表理性思維的哲學所取代。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馬等詩人驅逐出他的《理想國》。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史》中指出，這是因為“柏拉圖處在希臘文化由文藝高峰轉向哲學高峰的時代”。而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一方面，農耕生產、血緣管理長期延續發展，宗教、政治、倫理三合一傳統有很強的慣性力量，神話思維、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響，因而史詩在春秋戰國時期發展繁盛；另一方面，社會開始轉型，理性思維張揚，宗教、政治、倫理逐漸分離，出現了諸子爭鳴、百花齊放的哲學繁榮景象。

從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血緣部族內獨立發展的漢語史詩，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融合轉化，創新形成漢語新史詩、頌詩。這些漢語新史詩、頌詩，既繼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詩的原始意象、集體意識等，又發展了理性精神、個體意識、哲學思維。漢語新史詩、頌詩這兩方面的融合，體現著中華民族天人合一、家國一體等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深刻影響了其后2500多年間中華歷史文化、文學藝術的發展繁榮。

總之，我們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立足中國實際，科學借鑒西方史詩理論，概括漢語史詩概念、術語，構建中國特色漢語史詩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