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其經典名著《自然辯證法》中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理論思維，既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翅膀，也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和內在品質。這里所說的理論思維，當然包括歷史學的理論思維及其成果史學理論。史學理論，既是歷史學的學科理論，又是歷史學的靈魂，在專業建設和學科發展中具有領軍性意義。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史學經歷了一次革命性變革，其標志就是運用唯物史觀理論與方法，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話語和學科體系。總體上看，百年來中國現代史學發展成就最大、最重要的成果當屬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建設。在這一百年風云激蕩、思想交融的歷史中，新中國成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建設獲得了時代養分和理論源泉，取得長足發展。

確立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

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著西學東漸的足跡，唯物史觀傳入中國，成為先進中國人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新的思想元素。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唯物史觀的傳播逐漸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如李大釗這樣描述：“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里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在任何時代都是如此，要“創造社會的新生”，都必須有新思想，都必須借助新思想找到社會的新出路。傳播唯物史觀成為一種思想潮流，最為根本的指向，就是要確立唯物史觀在中國史學界的指導地位，用一種全新的歷史觀來認識和研究中國歷史。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以李大釗、瞿秋白、郭沫若等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傳播唯物史觀的同時，就致力于確立唯物史觀在中國史學界的指導地位。他們努力確立唯物史觀在中國史學界的指導地位，有兩個原因：一是高舉“史界革命”的大旗，既要完成中國資產階級“史學革命”的任務，向中國舊史學展開批判，構建科學研究的范式、話語和體系，又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和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建立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內核的中國現代史學。這種史學研究上的“破和立”，如同中國無產階級所擔負的“一身二任”使命一樣，是一種歷史的規定性。二是理論必須滿足中國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即體現“史學的社會功能”。從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中國陷入了歷史深淵。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沉沉黑暗籠罩既標示中國歷史下行進入“谷底”，由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熱烈傳播，新思想、新探索的出現，又使中國歷史出現了上行的曙光。其中就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即用唯物史觀回答中國歷史的苦難之源和出路所在。理論在實踐中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理論滿足實踐需要的程度。用一種新的歷史觀引領中國史學發展，既來自于當時中國史學繼續革命的需要，也源自于中國當時探尋救亡真理的需要。正如李大釗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所指出的，唯物史觀在史學上的科學價值十分重大，對人生上的影響十分緊要，我們必須對它有“一種新人生的了解”，“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而起自于20世紀20年代末至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就突出地彰顯了這種“指導”訴求與努力。

從五四時期開始到延安時期，從李大釗等人開拓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道路到毛澤東推動運用唯物史觀指導中國歷史研究，終于確定了唯物史觀在中國史學領域的領導權、主導權和主動權，這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由毛澤東主持，范文瀾、尹達等歷史學者參與編寫的一本重要教材，1939年冬在延安出版。該書的歷史觀點，特別是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階段、特點、走向的觀點，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得到極大發展。這兩本書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的價值、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發展上的重要性是值得重視的。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說、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動力論、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階段論、中國近代社會“兩個半”性質論、中國革命性質論、中國革命前途論、中國革命地位論等，就是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和認識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成果，對于中國現代史學建設影響至為深遠。特別值得討論的是，在延安時期，范文瀾由一名著名經學家轉變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史學領軍人物，他的《中國通史簡編》的研究、編寫工作由此起步展開；尹達在延安出版的《中國原始社會》，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理論，結合考古資料對中國原始社會所做的最有價值的研究，與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堪稱雙璧。

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新中國的成立，既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對中國現代史學發展道路的開辟拓展、凱歌行進產生重大影響，對于運用唯物史觀理論與方法重新研究中國全部歷史，得出科學結論并進行理論總結，提供了政治保證和社會條件。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1日，中國新史學研究會成立。會議通過的《中國新史學研究會暫行簡章》號召并要求新中國的史學工作者，“學習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批判各種舊歷史觀，并養成史學工作者實事求是的作風，以從事新史學的建設工作”。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的成立以及學會章程的確立，為新中國史學建設做了積極有效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人才準備。它旗幟鮮明地主張運用唯物史觀理論與方法研究歷史，態度堅決地批判各種舊史觀，明確規范新中國史學工作者的職業作為，頂層設計新中國史學發展的“新史學”（實質上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目標導向。兩年后，在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基礎上成立了中國史學會。學會主席郭沫若在題為《中國歷史學上的新紀元》報告中充分肯定了新中國成立僅僅兩年來，“大多數的歷史研究者已經逐漸從舊的史觀轉向了新的史觀；這就是說，從唯心史觀轉向用馬列主義的方法來處理實際問題，由唯心史觀轉向唯物史觀”。由這篇報告可見，唯物史觀不僅是新中國史學事業的指導思想，而且是新中國史學建設、中國現代史學前進的基石，更是新中國史學工作者的精神血脈。這篇報告連同吳玉章副會長所作的《歷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講話強調，歷史研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反對空洞無物、牽強附會和抄襲剽竊等惡習，與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所說的“與吾人一個整個的活潑潑的歷史的觀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謝馬克思的”，與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強調的“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研究中國的歷史”都是一脈相承的。思想問題弄清楚了，形成共識了，行動才有方向，實踐才有成效。

新中國前30年史學研究的鮮明特點和時代特征是，強調學懂學好會用唯物史觀理論與方法，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神實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立場和觀點對待歷史問題；強調運用唯物史觀理論與方法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國歷史，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科學的、具有理論價值和智慧啟示的歷史結論。其突出成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探索并形成具有鮮明中國歷史特點和民族特色的中國通史體系和理論表達，其代表作是范文瀾編著的《中國通史簡編》、郭沫若主編的《中國通史》、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等。范文瀾在談到修訂《中國通史簡編》時指出，修訂本增加了九個方面的“新的觀點”：一、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二、階級斗爭論是研究歷史的基本線索；三、在生產斗爭中的科學發明；四、漢族社會發展史的階段劃分；五、漢族封建社會的分期；六、初期封建社會開始于西周；七、自秦漢起中國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八、歷史上的愛國主義；九、歷史上戰爭的分類。這九條，既是專門的研究領域，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歷史理論問題。歷史學家劉大年在總結郭沫若、范文瀾等老一輩史學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的杰出貢獻時指出，他們就是在具體的研究中貫徹了唯物史觀理論與方法，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歷史研究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了，“以客觀存在為準繩，不以個別詞句為依歸”，鮮明表現“科學研究與革命行動”相結合。這是很有道理的。二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圍繞若干重大研究專題進行理論研究，形成多點成面、推進歷史理論創新的研究格局。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17年。此外，還圍繞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中國古代民族關系、愛國主義與民族英雄、歷史發展動力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討論。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是當時中國史學界最高理論研究成果，對改革開放以后的史學研究和歷史認識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其積極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構建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不能離開自己的學科理論。改革開放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廣闊前景，也為中國史學發展特別是史學理論學科建設帶來良好時機。黎澍在《中國歷史學年鑒》1979年卷中發表題為《一九七九年的中國歷史學》文章，高度評價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給史學界撥亂反正、促進發展帶來的新氣象新變化，“逐步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堅持唯物史觀，是把它當作“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教條”，“必須從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出發，而不能從理論原則出發。不能用印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成結論，代替對歷史的具體分析和研究”。總結新中國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重視歷史學的學科理論研究和建設，保持和維護歷史學的嚴肅性和科學性，確保中國史學發展走在馬克思主義軌道上。

建設世界水平、中國形態、中國話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是從李大釗以來幾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職業夢想和科學情懷，這極大地激勵著中國史學工作者在史學理論領域勤奮努力。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受到黨中央以及意識形態主管部門、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研究氛圍更濃，學術環境更好，研究互動更緊，專業性高層次成果更多。史學工作者堅持立足中國大地研究史學理論，極大地促進了史學理論學科建設。

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史學理論學科建設，是與高校歷史學專業開設“史學概論”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因而它是從“史學概論”起步并出發的。這是我國史學理論體系建設最鮮明的時代特點和教育內容。1980—1989年十年間，由葛懋春、白壽彝、田昌五、吳澤、趙吉惠、姜義華、瞿林東等主編、合著、獨著，以《歷史科學概論》《史學概論》為書名或類似書名的教材多達11本，影響較大。到2008年，中宣部、教育部組織歷史學若干知名專家集中編寫“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史學理論》。該書于次年出版，成為我國高校歷史學專業課程教材的集大成之作、最有影響的代表作。雖然“史學概論”并不等同于“史學理論”，但是，由于前者涉及、交叉后者若干重要問題、內容，因此，“史學概論”研究、編寫，極大地推進了“史學理論”學科體系建設。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史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國已經建立起具有中國話語特點、內涵唯物史觀底蘊、立足于中國歷史發展與世界文明交匯、體現歷史學理論特質和邏輯體系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它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第一，明確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性質和任務，這是“一個關系到歷史研究工作應當從哪里出發和向哪里前進的問題”；第二，史學理論與唯物史觀、與史學概論的聯系與區別，堅持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吸取史學概論研究的科學營養，獨立建構史學理論學科體系；第三，形成完整表述歷史發展過程、科學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的歷史過程論；第四，形成科學研究人民群眾在各個歷史階段充當歷史主體，并造就豐富精彩歷史內容的歷史主體論；第五，聚焦歷史學家與歷史學的關系，形成科學研究歷史學家的職業要求、修養、作為及其評價的史家主體論；第六，形成科學研究史學發展史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第七，探索并形成專業方法與跨學科研究方法相結合的史學方法論范疇、體系，支撐史學研究科學開展。

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建設取得重大成果和突出進步，這既是百年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史學接續發展的結果，也是改革開放時代條件積極催生的結果。這在百年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70年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值得大書特書！

（作者系江西師范大學中國社會轉型研究省級協同創新中心教授、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