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于清代詩歌領域提倡“性靈說”，其實在駢文領域也有性靈說，主其說者是較袁枚年輩略晚而與之有交往的吳鼒（）。吳鼒于嘉慶三年選輯袁枚、洪亮吉、吳錫麒、孫星衍等八位師友駢文153篇為《八家四六文鈔》（以下簡稱《文鈔》），通過《序》、題辭與選文等批評形式倡導“性靈”，提出了駢文的性靈說。清代后期駢文家譚瑩《論駢體文絕句》說：“八家四六序交推，養氣言精獨未知。任昉邱遲洵絕麗，性靈一語愛吳鼒。”在諸多駢文論述中，吳鼒特意強調“性靈”主張并表示贊賞，可謂知言。

　　吳鼒在《序》中以“挦扯雖富，不害性靈”為“駢儷之則”，這其實規定了性靈說的內涵：內容上主“性靈”，也就是以“性情”、真情實感為本；語言上用典、藻飾而不影響性情的抒發，力求內在的性靈與外在的文辭取得統一。

　　在內容上，吳鼒標舉“性靈”。乾嘉時期駢文復興，標志之一是作品富有“作家風韻”，但泛泛應用應酬之作仍舊不少。這類作品拘于程式，搬演類書，遞相剿襲，無復性靈。吳鼒在《序》中批評說：“啟事則吏曹公言，數典則俳優小說，其不得仰配于古文詞宜矣！”對于駢文因局限于酬用、流于程式，而不能與散文并駕齊驅表示遺憾。吳鼒以性情作為駢文的根本，其《卷葹閣文乙集題辭》稱揚洪亮吉駢文“英華出于性情”，認為性情是文辭的基礎；其《問字堂外集題辭》贊同孫星衍駢文當使讀者“激發性情”的觀點，從讀者接受的角度強調駢文當以性情為重心。吳鼒在選文上也踐行了“性靈”的主張。以袁枚駢文為例。袁枚論詩主張“性靈”，其駢文亦多性靈之作。《清代學者像傳》說：“（袁枚）以駢體文為最工，詩文皆專寫性情。”《文鈔》所選袁枚《上尹制府乞病啟》就以性情見勝，“字字從天性中流出，如讀李密《陳情表》”（張廷華《廣注名家駢體文讀本》）。這是一篇因母病而向上司兼座師兩江總督尹繼善辭官的書啟。啟中鋪敘母親辛勤的養教，“授稚子之經，劃殘荻草，具先生之饌，撤盡環簪”，“余膽罷含，斷機尚在”；傾訴了對母親深厚的感情，“指隨心痛，目與云飛”；表達了因母病而踧踖不安的心情，“瞻望鄉關，何心簪笏”，“方寸瞀亂”，“五內焚如”。由于攄情懇切，拒之不忍，加之說理嚴密，絕之無由，袁枚得以“解組歸隨園”。文末袁枚自記此文“為公牒文字”“非四六正宗”，而吳鼒仍將其選入《文鈔》，正是著眼于其蘊含的性情。袁枚駢文“專寫性情”，但多有艷情之作。吳鼒對這類作品概不選入，其《小倉山房外集題辭》說“凡先生文之稍涉俗調與近于偽體者皆不錄”。可見吳鼒對“性情”是進行了道德規范的。

　　在語言上，吳鼒不排斥“挦扯”，但要求“不害性靈”。講究偶對、辭藻和典故等文辭之美，本為駢文之文體屬性，但很容易因此而掩蓋甚至忽略性靈。尤其乾嘉時期，有些駢文家對駢文流于俗套之弊矯枉過正，辭藻過于生僻古奧，典故過于繁密冷僻，以致文氣臃滯、文意奧澀，有礙性靈。吳鼒在《有正味齋續集題辭》中指出：“近代能者或夸才力之大，或極摭拾之富，險語僻典，欲以踔躒百代，睥睨一世，不知其虛驕易盡之氣為有學之士所大噱也。”這與其在《序》中“貪掎摭而真精失”表達的意思一樣：批評當時駢文語言用典過多、藻飾過度的不良傾向。《有正味齋續集題辭》還贊揚吳錫麒駢文語言“不矜奇、不恃博，詞必擇于經史，體必準乎古初”，與“近代能者”形成鮮明對比。盡管“不矜奇、不恃博”難以精確衡量，但通過選文可窺其大體。以選入的吳錫麒《答張水屋書》一文為例，語言多取經史常見之典，不用古奧晦澀之詞。如“豈猶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哉”“可因樹以為屋”出自《后漢書》，“愿言則嚏”出自《詩經》，其他如“顏子坐忘”出自《莊子》、“蔗境能甘”出自《世說新語》，都是常見之典。“溪邊楊柳，已怕折腰；簾外青山，將羞植笏”“猿鳥無猜，水云得意”，文辭清麗疏爽，絕無奧澀之詞。王文濡《清代駢文評注讀本》稱贊此文：“情生文耶？文生情耶？”語言與性情相生相成。再看《文鈔》不選之駢文。八家里面，洪亮吉既是駢文名家，也是著名學者，喜以駢文論學，其《卷葹閣文乙集》中有論學駢文近十篇。這些駢文語言多冷僻古奧，如《錢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序》中臚列“芣騩”“彤魚”“聆遂”“劍舄”等詞。吳鼒《卷葹閣文乙集題辭》明確說對這些駢文“悉從割愛”，就是因為語言“數典繁碎”。需要說明的是，吳鼒收錄孫星衍、孔廣森論學駢文，則因兩家駢文散佚難求，輯其文以保存文獻。

　　“性靈說”的本質是駢文尊體。乾嘉時期駢文創作形成鼎盛局面，大家輩出，名作云集；然與古文相比其地位在很多人眼中依然不尊。“體之不尊，道由自弊”（王先謙《十家四六文鈔序》），駢文地位不尊與當時創作的兩個主要弊病有直接關系：一是局限于程式化、俗套化的日常酬用而沒有真性情；二是追求險語僻典而有礙性情抒發。吳鼒提出“挦扯雖富，不害性靈”，倡導駢文以表達“性情”為本，同時又避免語言晦澀而掩蓋性靈，可謂對癥下藥，使駢文以“性情”為旗幟擺脫應用的藩籬而進入文學殿堂，與“載道”的古文分庭抗禮，從而推尊駢文地位，實現其《序》中希望駢文“仰配于古文詞”的意圖。

　　性靈說在駢文理論史上有重要地位。從所關注的主要對象來說，中國古代駢文理論大致經歷了“辭章之學——性靈之說——氣韻之論”三個階段的演進。從宋代到明代，駢文理論側重于討論裁對、隸事、辭藻及謀篇等形式方面的內容，屬于辭章之學階段。清初以來尤其到了乾嘉時期，隨著駢文創作復興，駢文理論關注的重心轉變到“意”“性情”，發展到“性靈之說”階段。清代后期，文論家進一步將理論發展到“氣韻之論”階段。吳鼒的駢文性靈說影響很大，一是因為以《文鈔》這種集文本示范性與理論引導性于一體的選本為載體來宣揚，效果好；二是因為《文鈔》刻本、注本繁多，流傳廣。吳鼒的性靈說，可以說是駢文理論史第二階段的標志，具有承前啟后的里程碑地位。

　　 （作者：張作棟，系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