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漢人在歷史上多次南遷，長期寓居于贛南、閩西、閩南、嶺南地區，形成了一個特殊群體——客家民系，于是也就有了客家人。“客家人”是怎樣形成的？如何界定客家人？學界對此聚訟紛紜，迄無定論，大致有六種觀點。

宋代說

羅香林在其所著《客家源流考》中說：“客家系統的形成，大體已晚在五代至宋初。”《客家人》一書的作者陳運棟說：“經過五代紛爭，及宋太祖的統一中國，客家民系才由其他民系演化而自成一系；所謂‘客家’的名稱，也就在這個時候宣告確立。”吳福文在《試論客家民系的形成》一文中也說：“客家民系形成于唐末至北宋這一歷史時期。”他的根據是：唐末至北宋遷徙的客家先民規模具備了形成客家民系的勢力；從其分布情況看，已基本開始占據今日的閩粵贛邊區；一些重要的文化事象已經開始形成；他們已在心理上開始安于立足閩粵贛邊區。不足的是，該文未從方言的角度加以論述，顯得不夠完整。

1997年10月在福建寧化石壁與客家世界學術研討會上，羅美珍認為，中原西部流人從贛北、贛中大量進入到贛南、閩西是在兩宋時期。由于這片地區交通不便，遠離戰亂，又有較為優越的生態環境，使得北來流人在此墾荒，安居下來，并且還同化了一部分土著。從這時候起，客、贛語開始分離，最后形成了有別于贛語的客家方言。如果把客家民系的形成定為五代末至宋初，那么，北宋滅亡后大批從中原南下的漢人以及金朝滅亡后南下的漢人算不算客家人呢？如果不算客家人，他們又該歸入哪個民系呢？更何況《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中所說的“客戶”與“客家人”并非同一概念，此客非彼客，客戶與客家人不能相提并論。因此，把客家民系的形成定在北宋初是不妥當的。

劉善群在《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探討》一文中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定在南宋，理由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大遷徙時分布很廣，中原還有不少人是在第二次大遷徙時才動身的。當時他們棲息在比較發達的地區，但那里早有漢民聚居，且已形成民系，后到的移民屬于少數，形不成氣候，無法形成新的民系。到了唐末以后，來自中原的兩批移民到達閩贛結合部的福建寧化石壁，這里土著很少，且是山區，先到的漢人也不多，“再加上封閉的地理、經濟、文化，客家先民以其優勢的力量，在此既穩定，而又雜處，相互摻和，相互影響的環境里，經過數百年的孕育，產生了一種新的形態——客家特征，便宣告客家民系的成立。當然，在北宋，客家民系的各種特征不是很豐滿、完全的，但到了南宋，公認客家民系已形成了”。此說也不甚恰當。這是因為，在南宋時客家民系的各種特征雖已具備，但一方面是大規模的中原南下移民活動尚未結束，另一方面“客家”的名稱也未出現，不能說客家民系就已形成。

宋元之交說

金滅北宋，宋高宗南渡，遷入皖南、贛東南、閩西南及粵東北邊界的中原移民，再次大規模遷移至嶺南，主要集中在廣東北部與江西交界的南雄，在那里開始了新的生活。到了南宋末年，朝政腐敗，國勢衰弱，蒙古人的軍隊以摧枯拉朽之勢大舉侵宋。由于閩粵贛交界地區是宋元雙方廝殺的戰場，居住在這里的土著多輾轉逃亡，形成了一大片無人區，客家的先民便先后聚居于此。從這時起，居住在閩、粵、贛交界地區的客家人，走上了獨特的發展道路。因此孔永松說，“客家民系形成于宋末元初”。客人名稱的出現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前奏，這時的客家民系已接近形成，只是還沒有正式用“客家”的名稱而已。有的學者認為，“客家”名稱的出現滯后于客家民系的形成，也就是說，客家民系形成于先，“客家”之稱出現于后。筆者則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與“客家”名稱的出現應是同步的。仍以漢族的形成為例。漢族形成于漢朝，漢族的名稱也出現于漢朝。不能說漢族形成于漢朝，而漢族的名稱卻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宋元之交時，只出現了“客人”之稱而無“客家”之名，這說明客家民系的形成只差一步之遙了。

元末明初說

馮秀珍在《客家文化大觀》中說：“我們可以界定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時間約在元末明初。”第一，客家民系在宋元之際有了生活的共同地域，部分中原人經長江流域直接進入贛閩粵區，而居于贛閩交界地區的客家先民因這里成為宋元交戰之地而紛紛逃離，進入粵東、粵東北地區。至此，客家大本營基本形成，客家先民大規模的遷徙運動結束。共同地域是民系形成的前提條件，但非民系形成的標志。第二，客家方言在明朝之前形成。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區別于其他民系的最基本標志。明嘉靖年間編修的《惠州府志》和《興寧縣志》提及了客家方言。因此元末明初可被看作客家民系的基本形成時期。但《惠州府志》所記客家方言是明朝中葉的事，而不是明初，可證客家方言在明初尚未形成，因此客家民系不可能形成于明初。

明代說

有學者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在明代中葉的15世紀至16世紀之間。楊海中在《圖說河洛文化》一書中說：成書于明代中葉嘉靖年間的《惠州府志》《興寧縣志》只提到了客家方言而不談其他，說明客家民系在明初尚未形成。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客家民系大致在社會相對安定的明代形成”。第一是時間上的積淀。從西晉末的“永嘉之亂”中原漢人南下至清初已1300多年，元代之前是客家形成的孕育期，明代是客家形成的成熟期，當然是在嘉靖以后。第二是客家人生存地域已相對固定，贛、閩、粵交界地帶是客家的大本營。第三是客家“血統”基本形成。第四是作為客家人典型標志的客家方言已經形成并被公認。第五是形成了有特色的民俗。比如客家人居住的土樓、圍龍屋、二次葬等，都表現了客家人與眾不同的精神風貌和道德訴求。與此觀點相近的是華東師范大學的王東。他在《從方言看客家民系之形成》一文中認為，“客家方言的產生，不可能早于14世紀，但也不會晚于17世紀。因此，客家方言的產生，當在15世紀至16世紀之間，即相當于明朝的中期”。既然客家方言產生于明代中葉，而這種方言又是形成客家民系不可或缺的條件，因此，客家民系形成于明代中葉這一時期才比較客觀、真實。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是形成于明萬歷年間。萬芳珍、劉綸鑫在《客家正名》一文中認為：“明萬歷年間，閩、贛、粵交界地的居民成批向歸善（今廣東惠陽縣東北）、博羅（今屬廣東）等地移居，當地居民日益感受到了移民在經濟上的競爭和潛在威脅，雙方發生摩擦，沖突漸至械斗，‘客家’作為與當地人相區別的移民代稱，大約就在這個時期。”這一說法認為是在萬歷年間，萬歷比嘉靖稍晚，也在明代中葉，但說客家人是在與當地土著的摩擦械斗中形成的則不妥當。按照一般的理解，客家先民與當地土著應是和平共處、互相幫助、共謀發展的關系，因此當地土著才稱外來的中原漢人為“客家”。倘若雙方勢同水火，視若寇仇，土著還能稱外來人為“客家”嗎？

明末清初說

長期從事客家學研究的劉佐泉認為，“‘客家’這個名詞是17世紀才出現的，以前的地方志上沒有提到這個名詞”。與此觀點相近的是陳支平，他說：“自明末清初以來，聚居在閩、粵、贛三省交界邊區的居民，為了適應外移過程中所發生的與其他民系的矛盾沖突的需要，他們自身團結和族群凝集的意識空前高漲。他們利用當時逐漸俗成的名詞，自稱為‘客家’，從此以后，‘客家’這一名詞才逐漸見諸各種文獻記載中，客家人的群體也從這一時期開始形成。”如前所述，明代中葉纂修的《惠州府志》即已有了客家方言的記載，清人阮元《廣東通志·輿地略》在論述當時長寧（今新豐）居民時，引用明代文獻說：“相傳建邑時人自福建來此者為客家，自江右來者為水源。”既然明代文獻中已出現了“客家”，證明客家民系的形成應是在清初之前。

古越族說

持此說者不多。房學嘉在《客家源流探奧》中說：“歷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人中原南遷史，歷史上確曾有過一批批南遷客家地區的中原流人，但與當地人相比，其數量任何時候都屬少數，客家共同體在形成的過程中，其主體應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地人。”又說：“客家共同體，是南遷中原人與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遺民混化以后產生的共同體，其主體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數流落于這一地區的中原人。”中原人多次大規模南遷，都有史籍可稽，正是這些一批批南遷的中原流人成為了客家先民，并最終形成為客家民系，無視這一史實是不對的。南遷人的數量與整個南方人相比雖是少數，但在一些特定的區域，中原南下的漢人都是多數，他們才是形成客家民系的主體，而不是古越族。

以上六種說法中，客家民系形成于明代中葉說論據充分，論述恰當，筆者贊成此說。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