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史傳》曰：“辭宗丘明，直歸南董。”所謂“直歸南董”是指記事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樣秉筆直書；而“辭宗丘明”，指文辭記錄方面要學習左丘明。劉知幾盛贊左氏的語言具有“典而美”“博而奧”（《史通》）的特點。這種語言特點趨向于詩化，即在《左傳》文本中大量引《詩》賦《詩》和運用歌謠韻語使敘事具有詩情，整齊而富有節奏感的段落和引發想象聯想的字句營造出詩境。這種既包括詩歌、韻語，又富含詩情的書寫方式應被稱為“詩筆”。歷史的記錄不應僅僅是直白的表露，也有想象的朦朧、詩意的表達，因此“詩筆”的運用也應當是中國古典敘事的經典筆法。

　　一

　　《左傳》記事，無論是議論時事、臧否人物，還是勸諫諷喻、析理辨言，抑或是出使專對、會盟宴好，都大量用《詩》，這成為《左傳》“詩筆”最明顯的標志之一。用《詩》可分為三類：一是賦《詩》，二是引《詩》，三是評《詩》（評《詩》僅一例即季札觀樂）。

　　聘問賦《詩》，始于魯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寄居秦國，秦穆公宴請他時，“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杯酒之間，詩味溢散，晉文公的謹小慎微與壯志雄心、秦穆公的慷慨豪壯與英雄相惜，皆藏于所賦之詩中，可謂“兩雄相當，意氣逼人，隱隱有當今英雄惟孤與使君意”（勞孝與《春秋詩話》）。襄昭之際，賦《詩》活動發展到極致，尤其以垂隴之會鄭國七子賦《詩》和鄭國六卿餞宣子于郊賦《詩》比較著名，多次的大型賦《詩》活動成就了春秋時期的風流盛事。在非正式宴飲場合中，春秋之人也偶有賦《詩》一首以記時事，如衛人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秦人賦《黃鳥》。與宴享賦《詩》斷章取義不同，以上三例是心有所感而發言為詩，左氏雖只錄詩目卻“詩味”盎然，后人讀罷尤能一倡三嘆，誦詠良久。

　　與“賦《詩》”相比，《左傳》中的“引《詩》”行為更為頻繁，無論是臧否人物、揚扢風雅，還是諷刺勸諫、解釋說明，大量的“引《詩》”行為都彰顯了《左傳》對“詩筆”的運用。“引《詩》”論事評人多在事件的結尾，一般借“君子”“孔子”或時賢之言來表達。如魯昭公五年：“《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叔孫昭子即位后，秉公處理豎牛，所以孔子引《大雅·抑》表揚叔孫昭子有正直的德行。“引《詩》”說理勸諫，多出現在君臣之間，如魯文公元年，秦穆公引芮良夫的詩反對殺死孟明；魯宣公十二年，楚莊王引《周頌》四首詩訓誡潘黨。勞孝與評此兩處引《詩》“一善于居功，一善于處過。可見秦、楚二雄皆深得力于《詩》者”（《春秋詩話》）。

　　除了運用大量《詩經》作品及逸詩外，《左傳》中的“詩筆”還記錄了相當數量的歌謠諺詞一類的韻語，這些韻語文體未經潤色，或文風古樸，或別有風趣。魯襄公四年，魏絳引用《虞箴》勸諫晉悼公不能沉溺田獵，要以德行法度近安諸夏遠服戎狄，“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獸臣司原，敢告仆夫。”箴言規誡君王過失，用詞典雅古奧，語意深遠悠長，發正《雅》之余聲。魯昭公十二年記載了兩則投壺詞，背景為晉昭公設宴款待齊景公，宴飲之余以投壺娛賓，“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這兩段韻語句式整齊，詞中互相爭勝，頗有趣味。《左傳》中另有謳、歌、謠、諺、卜等豐富的韻語材料散落在春秋時期的各個角落，它們雖然體裁繁雜，或只言片語，或鮮成篇章，但這些韻語可歌可誦，妙絕道理，引譬連類，韻味悠長，是《左傳》“詩筆”很好的補充。

　　二

　　海登·懷特說：“只要史學家繼續使用基于日常經驗的言說和寫作，他們對于過去現象的表現以及對這些表現所做的思考就仍然會是‘文學性的’，即‘詩性的’和‘修辭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認的明顯是‘科學的’話語。”（《元史學》）也就是說，史與詩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歷史作品普遍存在著詩學的本質。《左傳》一書既有史學的屬性又有文學的特質，它將比喻、排比、頂真、對偶等修辭方法和想象、聯想等表現手法綜合運用，其書寫結果營造出的詩意，成為《左傳》“詩筆”的又一個特征。

　　合理運用修辭是古典詩歌營造意境的重要手段，如“對偶”的修辭手法。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駢文和律詩最講究對偶。同樣，在《左傳》的敘事中，對偶之法也運用得相當廣泛。林紓先生總結晉楚鄢陵之戰曾說：“以大勢論之，實得一偶字法。何云偶？每舉一事，必有對也。”（《左傳擷華》）不僅是描述戰爭用對偶，前后參看，《左傳》全用偶法。齊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相爭君位，對以宋宣公將君位傳于宋穆公；衛齊豹之不臣，對以齊公孫青之遵君；齊桓公葵丘之盟稱霸諸侯，對以晉文公踐土之盟天王與會；晉國強盛，便生出楚國與之抗衡；楚國勢大，便有吳國伺機在側……《左傳》全書小到一篇文字，大至全書敘事，這種兩兩相對的敘事方法比比皆是。善用此法，使文字實為散句之形而有駢文之約。將對偶之法貫通到整個《左傳》敘事中，當屬《左傳》文本“詩筆”運用之最。

　　詩家在吟詠之間，要求作品中有點睛之筆，以一字為工使形象鮮活，神情飛動，稱為一篇詩詞的眼目。《左傳》在寫人記事的過程中也呈現出具有“詩眼”的妙筆。試舉一例，“公祭之地，地墳”（《左傳·魯僖公四年》），一個“墳”字有三點妙用：驪姬的目的是讓獻公廢黜太子，所以用毒要有極強的視覺沖擊感，要讓獻公覺得太子想毒殺親父，所以用毒一定要有“墳”的強烈效果。“墳”字，首先表現了毒藥之烈，烘托出驪姬的毒辣，此其妙之一。其妙之二，在于表現獻公的陰狠。孔穎達覺得晉獻公被驪姬蠱惑昏了頭：“毒酒經宿便敗，而公不怪其六日仍得如故，明公之惑于驪姬，不以六日為怪也。”（《春秋左傳正義》）但實際上，晉獻公早就心生廢黜太子之心：“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左傳·魯閔公二年》）所以，使“地墳”的毒藥正好也給了獻公廢黜太子的充足理由，而并不是獻公真的以為申生想毒殺自己。一個“墳”字，映照出了一個狠毒的晉君。其妙之三，在于文本層面。“墳起”極具畫面感，讀來令人不寒而栗。“墳”字將血淋淋的宮斗展現得淋漓盡致。人性之“毒”比毒藥之“毒”更加可怕，驪姬一計而禍三公子，申生自縊，重耳、夷吾逃亡，“墳”不僅表現了毒藥之毒，更映射了人心之毒，最后成了埋葬申生的墳墓。

　　綜合考察，《左傳》的“詩筆”恰恰是對歷史事件即所謂“史筆”的必要補充。在“史筆”之余，《左傳》對事件、人物、情節上以“詩筆”所作的歷史敘述，彌補了“史筆”缺少的心靈敘事，加強了“史筆”的批判力量，體現了春秋文學的歷史進步。在敘事功能上，“詩筆”的運用既調整了敘事節奏、延伸了敘述時間，又豐富了敘事內容、增強了敘事的詩意感。值得注意的是，“詩筆”并不是游離于敘事主題之外的情感抒發，而是敘事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左傳》的“詩筆”或出現在敘事之中，或在事件結尾進行評價，制造出一種參差錯落的美學效果，在顯現深刻政治主題時又可以勾勒出詩意的世俗生活，同時，這種文學上的“詩筆”，深度挖掘了歷史人物的精神世界，看似詩意連綿，卻更具有揭示歷史本質的力量。

　　（作者：徐佳超，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