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泛點看，馬克思和尼采可算同代人，可惜兩位19世紀的德國大哲沒有直接對話，移居英國的馬克思很可能不知道尼采，而尼采涉及社會主義的諸多論說，也從未提及馬克思。馬克思和尼采都是深刻切中到啟蒙限度的先賢，他們都診斷出現代社會的病癥：以民主之名，“資產階級的”或“末人的”社會正在吞噬人的生長和繁榮。以啟蒙的普遍人道主義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民主話語逐步轉向解放的反面，成為新霸權，將不符合其普遍性設定的訴求一律斥為非法。只有“新人類”的出現才能改變人類這種異化、消極、虛妄之狀，只是馬克思寄望于“工人”，而尼采則期待著“超人”。

馬克思和尼采都力圖打破奠定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社會理論基礎的自由主義神話，即由洛克、盧梭等“契約論”傳統所塑造的權力屬于所有人、保護所有人的共同體幻象。他們都認識到，政治權力是秩序的體現及維護者，無差異便無權力。換言之，政治權力必須被理解為“支配—服從”的辯證關系，是不平等的人際交往的產物。馬克思認為政治權力從誕生之日起就是異化的，是對個人利益的脫離，也是對自發性社會交往的抑制，他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而在尼采的語言里，權力就是求強，如果我們肯定生命的生長、擴張、壯大、蓬勃，其實就是在肯定壓迫、傷害、征服、剝奪等被看作“不義”的力量。馬克思和尼采都深刻地明白，政治權力或國家，不是避免奴役、尋求安全的出路，相反正是等級秩序的體現。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使得權力的本質被遮蔽了。促成資產階級民主的兩個核心要素是作為啟蒙必然結果的平等主義和利己主義，它們構成“天賦人權”的基本內涵。馬克思和尼采都敏銳地發現，“人權”只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它掩蓋了構成權力和權利實質的社會內涵。由于契約成為現代人交換和交往的基本方式，平等的立約主體已經成為支撐現代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幻象，要想揭開政治中被偽飾了的權力支配本質變得前所未有的困難。而這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尼采道德譜系學力圖完成的工作。

馬克思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證明，具有階級性的國家權力以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僭越于社會之上，其試圖調節人們的交往，卻無法改變私有制狀況下人們的交往并非出于自由和自主這一根本性事實。支撐資產階級革命的“公意”原則被資產階級自身的利己主義所擊碎。法國大革命解放了利己主義的個人，使得受到契約保護的“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和“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成為人際交往的根本方式。但大革命無法克服利己主義，只是把現代人留在“公民”與“私人”兩重身份割裂的罅縫中。這個根本性斷裂決定了政治解放無法凝聚共同體的普遍利益，無法改變社會交換的不公平的性質，反而用自由契約的形式把支配和剝奪的實質遮掩住了：農民通過“自由”交換變成無產階級，工人通過“自由”交換固定在貧困線上。

尼采從另一個角度批判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在他的視野里，歷史的演化昭示著人類的退化。國家起源于強大民族對弱小民族的征服，最初的國家還保持著對自然的差異、等級、競爭的肯定，但這些“真理”漸被遺忘，從蘇格拉底到基督教再到啟蒙運動，一套虛無的形而上學“道德譜系”愈發堅固。從君主制到民主制，國家的本性愈發消散。他總結說：“現代民主是國家衰落的歷史形式”。民主革命和宗教改革一樣，都是道德衰敗的表現，當路德提出“人人都是自己的牧師”時，便為平民擺脫高貴者的引領打開了方便之門，基督教道德中潛藏的奴隸對主人、病人對健壯者、弱者對強者、平庸者對卓越者的怨恨和嫉妒都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平等“人權”中得以發酵。啟蒙開啟了新的蒙蔽，人類的自然差異被褫奪。當啟蒙試圖以一個普遍的“人”的標準將天然存有差異的人們囊括起來時，這個標準實則來自庸眾的設定，結果必然是對卓越和偉大的排斥，是對全體人類的低矮化，因此，民主成了生產奴隸的溫床。馬克思和尼采都明白，隨著市民社會的成熟，隨著現代經濟生活、政治生活趨向極端的合理化，啟蒙的普遍性訴求比如平權——不管是權力還是權利——正墮落為一場欺騙和異化。但在用什么樣的替代性方案揚棄這一異化上，兩人意見完全相左，甚至都會把對方看作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的同謀。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不滿在于資產階級的允諾和它的兌現極不相符，“應然”的人權和“實然”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之間的斷裂觸目驚心。從歷史進步的角度看，政治解放太有限，它無力改變反而肯定人在市民社會層面上的疏離、分隔和對立，在客觀上保障了資產階級的剝削特權。因此馬克思要求一種更徹底的人類解放，即隨著私有制的廢除，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實現統一，作為政治異化的國家（包括民主國家）將隨著人類社會實現自我管理而走向消亡。正如研究者們一再指出的，馬克思終究是啟蒙的嫡子，而非逆子。“揚棄”的辯證思維要求先實現而后再超越啟蒙，對共產主義兩個階段的劃分表明了這一點，第一階段實則是啟蒙理想的實現，第二階段才是新紀元的開始，而只有站在資產主義物質和精神的地平線上，才能開啟歷史的新紀元。

尼采對啟蒙的拒斥更為激進，他認為民主本身就是謬誤，它不是人性的繁榮而是腐朽。在尼采的政治哲學里，平等化、集體化、社會化都是對生命的威脅，自由就是重申等級、確立秩序、恢復統治。所以在他看來，基督教、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虛無主義的“同流合污”，這些看似彼此敵對的主張都共同宣揚平等原則，試圖抹殺追求卓越和統治的生命真相。當馬克思把未來許諾給工人時，尼采則哀嘆這是人類在“社會主義的笨人和淺薄者”的理想中蛻化墮落。尼采把破除民主癥狀的希望寄托于超越庸常之眾的“超人”，只有保持不平等，保持差異，才能保證人的自我提升。既然社會是壓抑個人的機制，那廢除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是民主國家的圣化、最大化。由此，尼采才會把馬克思視作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同謀。

但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尼采才是資產階級的真正同道。首先，工人并非庸人。當尼采嘲笑工人是一群麻木工作、貪求物欲、復仇強烈的奴隸時，馬克思則深刻地指出，正是因為工人承受了最極致的物化、非人化，以致喪失進入市民社會的一切資格，所以同時具有超越市民社會、重獲豐滿人性的可能；資產階級私有制中不公正的社會交換才讓工人被貶損和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當工人擁有生產資料，他們可以在自由勞動中享受創造的愉悅，成為全面發展的勞動者。即使在進入共產主義以前，工人也并非尼采所謂的“群氓”，他們勇敢、無私、團結、自覺，他們身上體現的正是尼采賦予超人的那些稟性，而“末人”的頭銜只會屬于那些唯唯諾諾、鼠目寸光的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正因其“超人”般的品質，才能承擔起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使命。其次，尼采將“支配—征服—占有”設定為生命的真理，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在觀念中的投射。尼采口口聲聲“創造”，實則卻在“恢復”，恢復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馬克思雖然強調階級斗爭，但他是以階級斗爭終結階級斗爭，始終是在貫徹啟蒙的“人為自身立法”的原則，他堅信人在歷史進程中能夠最終收獲屬己的社會生活。尼采的超人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文化形象，一個原子化生存的、孤獨的克里斯瑪型英雄，尼采和他所討厭的資產階級一樣，只在封閉的個體內尋找進步和自由的動力；馬克思則把人的自我進步奠基于社會的進步，正是那些受鄙夷的大眾，在他們不斷發展的為自然立法的實踐中，完成了自我的拔升。這種社會歷史的向度，既是對啟蒙的拯救，也是尼采哲學里未曾有過的視界。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