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為今日乃至未來的發(fā)展提供借鑒。西周社會崇尚道德，孔子贊之曰“郁郁乎文哉”。西周金文顯示，西周社會所崇尚的道德的核心在于誠信。與此同時，西周還視刑德為一體，以刑輔德，標(biāo)準(zhǔn)既高且嚴(yán)，這對于形成“郁郁乎文哉”的社會是至關(guān)重要的。汲取西周以刑輔德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們今天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shè)、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jié)合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周人認(rèn)為，修德與刑罰實為一事之兩面。然而，這種對刑德關(guān)系的思考卻長期被后人曲解。《論語·為政》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的本意并不是將刑與德彼此對立，而主要是強(qiáng)調(diào)單獨(dú)用政、用刑的弊害。但后人誤解孔子的原義，將刑與德對立起來，認(rèn)為德為賢人君子所修，而刑則專為庶民小人而設(shè)。這種誤解混淆了古人立刑的初衷，不符合西周刑德思想的本義。

西周金文所提供的刑罰史料雖然極不系統(tǒng)，但仍可從中看出周人對于用刑的思考。比如，西周膡匜銘曰：“汝敢以乃師訟，汝尚忒先誓……宜鞭汝千，幭剭汝。”意思是說，牧牛違背先前所立的誓言，對其處以鞭刑一千，并施以墨刑。再如，夨人盤銘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鞭千罰千，傳棄出……我既付散氏隰田、莊田，余有爽變，鞭千罰千。”意思是說，散氏向夨交付田地必先從耕田的農(nóng)具開始，后又交付田地，兩事皆立誓，如有賊心不誠，則受鞭刑一千，罰金一千，或流放逐遠(yuǎn)。這些史料記述了西周刑罰的一些真實情況：受刑者之所以受刑，是因其缺乏誠信的失德行為。這清楚地表明，西周刑罰的意義并非僅僅在于對失行者的懲罰，而是重在對失德行為的約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已是不言自明的問題。但刑罰的重點如果僅僅在于禁暴懲惡，而不能戒其未發(fā)，其局限性就非常明顯。因此，西周刑罰思考的重點首先在于以刑罰約束失德行為。德之不失，又豈可失行。這表明，周人早已懂得，崇尚道德、維護(hù)誠信對于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意義。

西周金文史料表明，西周刑德思想很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以刑輔德。因為修德并不完全依賴于人的自覺自律，一旦人不能自覺修德而有所背失，借刑罰以正之就成為修德不可或缺的重要補(bǔ)充。換言之，道德的喪失不能僅靠說教加以匡正，而必須借助刑罰，這體現(xiàn)了西周對刑德關(guān)系的基本思考。《禮記·樂記》曰：“刑以防之。”即以刑罰作為防范道德喪失的手段。周人刑罰的目的是將其作為德行推廣的輔助，而信為德之本，失信也就是失德，所以對于失信的行為必然處以刑罰。西周的文治不僅在于禮樂嚴(yán)整，更在于全社會崇德修信的風(fēng)尚。這使誠信成為周人道德的核心思想，失信者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西周社會實行以刑輔德，不僅反映了周人對于誠信之德的重視，而且也符合后來儒家的主張。《論語·為政》載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不能行自然是無用之物；人而不信，縱有他才，也是無用之人。周人對于誠信的推崇，由此可見一斑。

從本質(zhì)上講，西周刑罰并非只針對失行者而設(shè)，其首先約束的是失德行為，其以刑輔德的目的是相當(dāng)清楚的。西周社會對道德尤其是誠信的重視意味著失德失信同失行一樣難逃刑律的懲罰。西周刑罰的首要作用即在于輔德，這是西周刑德思想的根本。毫無疑問，殺人越貨的危害是巨大的，但德行的喪失、心靈的污染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決不可言輕，因為它會使世道人心渙散而產(chǎn)生動蕩。

西周金文是西周史研究的直接史料，在西周金文中經(jīng)常可以看到周人崇德之辭，這應(yīng)是當(dāng)時社會風(fēng)尚的客觀反映。西周社會距今已有3000年，時間雖久遠(yuǎn)，但古人的思想并不遙遠(yuǎn)，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值得今天借鑒。深入研究西周以刑輔德思想，不僅有利于了解中國古代法制史，而且對于今天推進(jìn)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shè)和法治社會建設(shè)具有借鑒意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學(xué)部委員）  

《 人民日報 》（ 2019年08月26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