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生態環境史》”首席專家、南開大學教授

歷史學是人類獨有的理解生命、認識社會和探究世界的方式，是一門與時俱進、歷久彌新的學問。環境史作為一個嶄新分支，積極回應社會對環境問題的關切，視域不再局限于人類社會，而是致力于探究人與自然的既往關系，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中國傳統史學精神最相契合，在努力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今天，尤具知古鑒今、資政育人的特殊功能。

生態文化體系建設的基礎工作

當今世界不斷增長的人類生存發展需求與地球生態系統有限承載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銳，文明正在經歷嚴峻考驗。中國共產黨縱觀歷史、現實和未來作出建設生態文明的抉擇，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項建設事業不斷加速推進。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和發展。人類每前進一步，既要掙脫歷史的羈絆，更需憑借歷史的墊筑，文明的道路始終需要歷史理性之光燭照。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是一場格天徹地的巨大變革，具有空前廣域性和復雜性，更離不開既往經驗借鑒和歷史理性導引。系統總結環境歷史經驗，揭示人與自然關系演變規律，構建中國特色環境史學，為構建生態文明體系提供思想知識資鑒，是新時代賦予歷史學者的新使命。

中國環境史研究是生態文化體系建設的一項重要基礎性工作。它的主要任務并非為攻克當前突出性、急迫性環境難題提供手到病除的靈丹妙藥，而是通過既往事實研究幫助人們了解環境問題的歷史復雜性，避免思想認識和實踐行動的“短視”“片面”和“簡單化”。中國國情特殊，環境問題具有壓縮性、結構性、復合性和疊加性等諸多不利特征，環境保護曾經長期處在應急狀態，故與環保科技、工程、產業、法制等相比，偏于軟性的生態文化建設略顯滯后，環境史研究更待加強。最近十多年，環境史學發展逐漸加快，具體個案探討已取得一定成績，但對傳統生態智慧和環境歷史經驗的總結和闡釋還不夠。時至今日，中國特色環境史學理論方法、概念話語的系統建構還未完成，優質學術文化產品供給不足，因而，構建中國環境歷史知識體系已是一個相當緊迫的任務。

中國環境史應具有通史性

編纂通史性質的中國環境史，應當努力達到以下目標。

一是深度解說自然環境作為先在的客觀條件之于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意義。環境史區別于其他史學研究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將自然環境諸多要素納入歷史敘事，實證考察大自然在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重建歷史時期中國自然環境面貌無疑是環境史編纂的重要任務，但更重要的工作是努力揭示氣候、地貌、土壤、河流、湖泊、陸地、海洋、植被、動植物種……眾多結構性環境要素及其變化如何歷史地規約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既提供條件亦構成障礙，塑造不同時代、區域和民族的物質經濟體系和社會文化風貌。

二是系統講述自然環境作為生命活動場域如何伴隨中國文明歷史進程而不斷改變。任何時代人類活動都必須依托于一定地域空間和自然條件。人類主要通過文化機制適應環境、利用資源，謀求生存和發展。在漫長歷史實踐中，人類在千差萬別的自然條件下創造了各種生產方式、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工具技術和物質設施，形成了不同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對自然界施加愈來愈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推動文明發展進步的同時亦造成自然環境發生巨大變遷。系統講述中國古今環境變遷，揭示其背后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驅動力，反思人類不當活動所帶來的環境后果，有助于認清當今環境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與本質。

三是全面總結中華民族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優良傳統及其歷史成果。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它們既是古老中國文明不曾發生嚴重中斷的歷史奧秘，也是中華民族繼續生存發展的文化基石。成千上萬年來，中國先民以“實用理性”“神話宗教”“道德倫理”“詩性審美”等不同認知方式認知自然、理解生命，自然觀念、生物知識、家國鄉土情感、山水田園審美、自然資源保護……形成了豐富的歷史積淀。它們曾經深刻影響了先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狀態，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應當基于生態文明建設需要進行系統整理、精萃提煉和創造性轉化，使之發揮喚醒自然情感、培養生態品格、化育道德人心、倡導綠色生活的積極作用。

四是深入揭示中國自然環境與社會文明彼此因應、協同演變的歷史過程及其規律。中國疆土幅員遼闊，自然環境復雜，生態系統多樣，民族文化多源，斯土斯民的生命活動經歷多個歷史回旋周期：從莽莽荒原上的點點篝火、“滿天星斗”的新石器文化到文明國家誕生，從黃河軸心時代中原文明之花率先盛開、南方區域發展繁榮到百川匯流、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文明格局最終形成，具有不同自然特征和資源稟賦的眾多區域陸續整合統一。這一歷史過程波瀾壯闊，時間漫長，機制復雜，既非自然環境自行演化，亦非人類社會獨自發展，而是包括自然系統和人類系統眾多復雜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反饋和協同變遷。緊扣人與自然關系主題，圍繞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主線，追尋5000多年文明生態足跡，不僅重構思想知識體系，深化中國歷史認識，而且可能基于歷史經驗建立一種“廣域生態觀”，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布局，調整區域流域產業結構，促進地區協同、優勢互補，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續發展，提供有價值的資鑒。

樹立新的歷史價值觀

環境史研究必須堅持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原則，以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思想及其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成果——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指導。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又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也就等于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可見，經典作家是以人的生物學生命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第一前提來建構歷史觀念的，并把自然界視為“人的無機的身體”。習近平同志繼承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思想，吸收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結合當代環境保護實踐經驗，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完整理論體系。他反復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要求“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并且特別強調生態環境保護對民生的意義，這些重要思想為中國環境史研究提供了指導。

環境史應以“人是什么”作為學理思考的邏輯起點，以“生命”作為第一主題詞，這就必須明確人首先是一種生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靠大自然而存活，與其他生命形式和環境因素構成彼此依存的“生命共同體”，因應環境史研究應以生存需求作為思想焦點、以生命關懷作為精神內核展開歷史敘事和問題論說，這才符合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思想和歷史認識論。

與以往歷史研究不同，環境史研究不只在理論上承認自然環境對人類歷史的作用，更在行動上把眾多自然事物和環境因素及其變化納入實證考察對象。它批判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同時擯棄極端“生態中心主義”，堅持“以人為本”原則同時強調“生命共同體”理念，既反對罔顧其他物種的生命價值也反對完全脫離人的生存需要討論環境問題。它還努力超越簡單因果律和機械決定論，嘗試以復雜性思維透過時間縱深認識人的自然與文化雙重屬性，考察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因應——協同關系，尋找文明的自然之根、自然的文化之魂，揭示環境生態問題的歷史根源，從而幫助人們從歷史維度深刻體認生態文明建設這一根本大計的深遠意義，樹立自然道德與人類道德有機統一的新價值觀，自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守衛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