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不斷前進的。社會主要矛盾在社會矛盾運動中居于主導地位，它的存在和發展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抓社會主要矛盾帶動全面工作，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彰顯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哲學智慧。

堅持從我國社會實際出發，在諸多社會矛盾和矛盾全局中敏銳地抓住社會主要矛盾，是我們黨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分析解決我國革命、建設、改革具體問題的一條成功經驗。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一文中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還強調，“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創新發展，為我們黨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成功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正是運用這一思想武器，我們黨正確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矛盾全局，制定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1956年，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后，黨的八大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判斷符合實際。它表明，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背后起根本性作用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這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生產力，即社會生產不能滿足社會需要。解決這一矛盾，需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從方法論層面來看，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實際上是對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抓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堅持和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科學分析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對黨的八大的提法作了進一步提煉。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從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視角來看，可以將這一重要論斷的基本思路理解為，在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基本矛盾中，盡管生產關系在體制機制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但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具有優越性，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必須長期堅持。因此，矛盾的主要方面依然在于生產力，在于落后的社會生產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不相適應。解決這一主要矛盾，就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黨正是根據這一主要矛盾制定和堅持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歷史證明，推動黨和國家事業順利發展，就要根據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并在這個基礎上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戰略策略。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我國長期存在的短缺經濟和供給不足狀況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同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在需要的領域和重心上已經超出原先物質文化的層次和范疇。這些發展變化表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在需要和供給兩個方面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在人民需要方面，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會供給方面，已經從“落后的社會生產”轉化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政治論斷，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現階段具體實際相結合，體現了繼承堅持和發展創新的統一：既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們的根本任務仍然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深刻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矛盾運動，從變化了的實際出發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理論概括。這體現了我們黨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及矛盾雙方發展變化的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是對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的創造性運用，必將對我國改革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為北京戰略與管理研究會副會長）

《 人民日報 》（ 2019年08月12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