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史大辭典》編撰”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五四運動“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一個世紀以來，五四運動激勵著中華民族自尊自信、昂揚向上、不懈奮斗，激勵著一代代中國人將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銘刻于心并外化于行。五四精神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其產生的巨大影響跨越時空，對于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作用。如何理解五四運動的百年歷史意義？如何看待五四運動與中國人的精神成長？如何把握五四運動和中國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本版今日刊發三位專家的文章，對此進行探討。

100年前，中國仍處于黎明前的漫漫長夜。五四運動像一把高高舉起的火炬，照亮了中國人民探索道路的征程，深刻影響了此后中國歷史的發展。廣義的五四運動，不僅包括1919年5月4日開啟的反帝愛國運動，還包含其他兩方面重要內容：一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二是五四運動后出現的社會改造思潮和社會革命運動。包含思想啟蒙、反帝愛國、社會革命三大內容的五四運動，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精神，為中國社會發展掀開了新篇章。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

五四運動的發生并非偶然，此前已興起數年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準備了思想基礎。

從一定意義上說，新文化運動是對辛亥革命的反思與補課。辛亥革命推翻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在當時的世界還不多見的共和制度。然而，中國社會的專制與落后依然如舊。脆弱的共和制度不斷遭到沖擊，有人掛民國招牌行專制之實，還有人索性要將民國倒退回封建帝制。如何拯救中國？一批先進的中國人認為，改造中國必先從改造文化入手。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竟其功，是因為思想啟蒙不夠，國民仍缺乏民主意識。只有徹底清除封建思想意識，普及民主思想，才能實現真正的共和。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的新文化運動，由此應運而生。

新文化運動的矛頭集中指向封建主義正統思想，形成一場倡導個性解放的思想啟蒙運動。個人意識、國民意識、國家意識，在啟蒙運動中被喚醒、被增強。國家者，國民之國家，非統治者所私有，這樣的觀念逐漸成為社會常識。新文化運動的進行，國民意識的覺醒，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國民對于外交問題的一次大規模的民意表達，是國民外交興起的重要轉折點。雖說自清末“公車上書”始，民眾已打破外交由政府極少數人壟斷的慣制，發出廟堂之外知識階層的呼聲，但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第一次由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外交事務并最終影響政府決策的成功實踐。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沒有民主思想的普及與國民意識的形成，五四運動難以成為一場全國性的群眾運動。五四運動后，國民外交蓬勃興起，國民外交組織如雨后春筍紛紛成立，形成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公眾輿論。國民外交由此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政府外交。

對民主的向往始終是此后中國人民不懈的追求。人們奮起反抗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繼而反抗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統治。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開辟第二條戰線，動搖專制統治根基，解放區的民主實踐極大激發了人民當家作主的能動性。終于，民主戰勝專制，一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誕生了。

愛國革命運動奏響愛國主義的時代旋律

五四運動因抗議列強對中國的欺凌而展開，愛國主義始終是其核心主題。

中國于1917年對德宣戰，成為協約國的一員，并躋身戰勝國之列。中國民眾對一戰后國際秩序的合理化與中國國際地位的改善寄予很大期望。然而，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從戰敗國德國手中收回膠州灣租借地的最基本要求，也未能實現。巴黎和會受挫的消息傳到國內，社會輿論大嘩。人們對“公理”的高度期望轉化為極度失望，對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已有清晰自覺，因此走上街頭奮起抗爭。參加這一運動的，不僅有知識階層，還有廣大工商業階層和普通勞動者，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在強大民意支持下，中國代表團拒簽對德和約。這一舉動史無前例。近代以來，中國對各種有損主權的條約并非沒有抗爭，但終究逃脫不掉“始爭終讓”的規律。拒簽對德和約，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向列強說“不”，開創了對列強主導的世界秩序勇于抗爭的先例，在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五四運動因愛國主義而引發，又將愛國主義發揚光大，使之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任何黨派、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公然背棄這一主流價值。五四運動后，南北兩個政府在外交方面都展現出不同以往的積極姿態。這與五四運動后愛國主義的高揚和國民外交的興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20世紀20年代中期，當時的北京政府發起了一場頗有聲勢的修訂不平等條約運動，要求廢除協定關稅，實現關稅自主；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權，實現司法自主。修約運動中，鑒于西班牙和比利時對修約交涉持抵制和拖延態度，北京政府曾單方面宣布廢除中西、中比條約。北京政府還罷免了不聽中國政府指令的英籍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這些外交上的斷然舉措，皆為近代以來所未曾見。

在當時的北京政府展現出外交新姿態之時，國共合作的南方國民政府則走得更遠。他們認為，不平等條約因其具有不平等性而不合法，應直接宣布廢除，即應斷然采行“革命外交”。南方國民政府在北伐過程中實踐了這一理念，以民眾運動為先導，以北伐軍部隊為后盾，先后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顯示了南方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不同特質。

愛國主義的力量在此后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面對軍力和國力遠超中國的日本，中華民族浴血奮戰，“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用巨大犧牲贏得抗戰的勝利。抗戰勝利不僅使中國擺脫了深重而迫切的民族危機，而且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奠定了基礎。

社會革命運動開啟追求進步的偉大歷程

五四運動是思想啟蒙運動與反帝愛國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它的邏輯發展是走向社會改造運動。面對中國外交的失敗和內政的亂象，人們必然要問，中國社會出了什么問題？如何解決中國社會的沉疴？

五四運動后，中國社會的關注點從反帝愛國轉向社會改造。社會改造一時成為社會的流行詞。一大批直接聲稱其宗旨是改造社會的刊物紛紛面世。在社會改造的呼聲中，中國社會發生兩大變化：

一是在改造中國的各種方案中，馬克思主義獲得廣泛傳播。盡管馬克思主義此前已傳入中國，但作為諸多外來學說的一種，尚未占據主導地位。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互助主義、工學主義、新村主義等各種思想紛紛呈現于中國社會。在各種思想和學說的比較中，馬克思主義逐漸成為新文化的主流。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雜志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據統計，從五四運動至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新青年》刊登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文章達130余篇。

二是啟蒙運動向勞工階層普及。知識分子深入勞工階層，推動了工人階級作為一個自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進程。“勞工神圣”是一戰后出現于中國社會的響亮口號。蔡元培發表題為《勞工神圣》的演講，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勞工神圣”觀念的傳播，促使學生運動的發展出現新趨向。知識分子開始注重與勞工階層相結合，不少人深入勞工當中從事文化和政治啟蒙，促進勞工的覺醒。

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及知識分子與勞工相結合，既推動工人運動發展，又催生了一批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直接輸送了中堅力量。被毛澤東同志稱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領袖，五四運動的若干積極參與者，或成為創黨成員，或成為黨的重要同路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革命自此有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在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力量由弱到強，一步步走向勝利。

1939年，延安舉行慶祝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毛澤東同志對五四運動的影響如此評說：“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后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這一驚人之論，得到日后歷史的有力驗證。這一講話后僅僅十年，即五四運動30周年之際，一個嶄新的中國誕生了，這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嶄新國家，不正是五四先賢所憧憬的“勞工的世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