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判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否存在并將長期存在的主要依據，是看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內外部條件和環境是否有利于實現更高的發展目標——“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否有利于中華民族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利用好改革開放以來奠定的雄厚基礎，落實好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把握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就將長期存在。

習近平同志強調，我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洞察世情國情的變化，深入把握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正確認識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所面臨的各種機遇和挑戰、制定科學的戰略目標、采取科學的戰略舉措提供了科學指導。

澄清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模糊認識

所謂“重要戰略機遇期”，主要是指由一國內外部各種因素綜合形成的、能為該國提供實現某一特定戰略目標所必需的重大機遇，并對該國發展產生全局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判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否存在并將長期存在的主要依據，是看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內外部條件和環境是否有利于實現更高的發展目標——“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否有利于中華民族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綜合來看，當前我國發展內外部條件和環境的變化不僅沒有結束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而且為延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更高發展目標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對我國是否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存在一些模糊認識。

比如，有觀點把過去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和環境等同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條件和環境，以致得出不正確的結論。這種觀點錯誤地認為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出現意味著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消失，而沒有看到發展階段的演進和發展目標的升級必然要以發展條件和環境變化為前提。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一方面，支撐傳統粗放式高速增長的條件和環境發生了變化，我國的低成本優勢不再明顯；另一方面，告別粗放式增長模式、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條件和基礎已經具備，不僅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而且具備了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加快綠色發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更好基礎，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更為有利。應當看到，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變化，在大國發展的歷史上是常見現象。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就明確指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

又如，一些人沒有正確理解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自然也就無法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面臨的戰略空間和戰略機遇。他們沒有認識到危和機可以互相轉化，只盯著世界變局中的危而憂心忡忡。其實，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危和機是一對同生并存、可以相互轉化的矛盾，克服了危即是機。對我國來說，只要緊扣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抓住和用好機遇，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積極創造機遇，就能化危為機、轉危為安。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遇。

重要戰略機遇期具有堅實基礎和新的內涵

綜合來看，我國發展之所以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和偉大成就為延長重要戰略機遇期積累了寶貴經驗、奠定了雄厚基礎，是因為黨中央順應時代潮流作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就，使我們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信心和能力。改革開放40年，我國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跡，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萬億美元，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萬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達到1.9萬億美元。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天，雄厚的物質基礎、豐富的人力資本、廣闊的市場空間、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全方位的國際競爭力，是我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堅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探索出決策效率高、社會動員能力強、資源配置高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突出制度優勢，為我國發展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斷，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重大戰略部署，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作出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這一戰略安排順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潮流，緊扣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有利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延長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

新時代的發展成就不僅證明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客觀存在，而且彰顯了重要戰略機遇的新內涵。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經濟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加強技術創新和新動能培育，努力更新經濟發展動力系統；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等等。這些都為我國發展贏得了新空間和新機遇，使重要戰略機遇具有了新的內涵，主要是：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機遇——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接近60%，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增速明顯快于一般工業；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機遇——科技創新快速推進，專利申請量連續數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化改革開放的機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化，財稅金融、國資國企等重點領域改革持續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得到激發；加快綠色發展的機遇——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逐步健全，環境污染問題得到有效遏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機遇——我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大力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自由貿易區建設，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

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將長期存在

深刻把握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需要科學認識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握這一大變局，當前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版圖，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大勢難逆，長期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正在發生變革，但爭奪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較量十分激烈，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仍占優勢地位，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而道遠。二是全球不平等問題和一些國家內部不平等問題激化，導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愈演愈烈，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多邊主義和多邊貿易體制受到嚴重沖擊。要合作還是要對立，要開放還是要封閉，要互利共贏還是要以鄰為壑，國際社會再次來到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三是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快速發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積聚力量，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處于關鍵期。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總體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改變了我國發展的外部條件和環境，但更主要的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戰略空間和戰略機遇。

雖然一些國家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導致我國外需增長放緩，但也帶來倒逼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機遇。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

雖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但中國成功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快速發展正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積極變化，全球發展的版圖更加全面均衡，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話語權逐步提高，世界和平的基礎更為堅實穩固。

雖然全球科技創新速度有所回落，但中國創新發展的腳步正在加快，特別是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中國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和豐富的創新人力資源，可以通過“干中學”更快縮短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在新技術創新浪潮中實現彎道超車甚至變道超車。

中國穩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保持社會和諧穩定。這使中國人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從而進一步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進一步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性和自覺性。

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新空間。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提出了新要求。近年來，中國積極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版圖變化的重要力量。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連續多年達到3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超過15%，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得到提升。我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受到世界各國廣泛認同，共建“一帶一路”不斷走深走實。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正在得到提升，完善全球治理離不開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 人民日報 》（ 2019年05月22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