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把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提升到更高水平。我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入探索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加強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創新，形成融通古今和中西的理論新概括；善于挖掘新史料、用好已有史料，并且注重研究方法創新，不斷拓展和深化一些領域的研究；推出集中體現史家史才、史學、史識的精品力作，不斷提升中國史學的影響力。

習近平同志在致信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時強調：“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述了歷史研究的重大意義，必將成為推動我國史學發展的強大思想動力。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把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提升到更高水平。這是當代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光榮使命。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深入探索中國歷史發展道路

把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提升到更高水平，必須深入探索中國歷史發展道路。探索中國歷史發展道路是一個十分重大、十分宏闊的課題，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這也是我們探索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必須遵循的原則，特別是要突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指導意義。

中國歷史蘊含的經驗、智慧和創造精神無比豐富。中華民族的發展既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又具有本民族的鮮明特點。新時代的中國歷史研究，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探索中國歷史發展道路。中國歷史的演進經歷了哪些階段，各個階段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在世界各國中，中國封建社會經歷的時間最長、發展的程度最高，其主要運行機制是什么，有什么規律性？幾千年來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的內部動力是什么？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文化，其成功的真諦是什么？幾千年來中國如何加強與世界各國的聯系，并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自己的巨大貢獻？圍繞中國歷史發展道路這個總題目，在前輩學者既有成果的基礎上不斷推出新成果，能夠進一步深化對歷史規律的認識，激發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我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歷史發展連續性的視角闡明古與今之間的內在關聯，揭示其中蘊含的規律，為當前堅定“四個自信”提供歷史依據和精神滋養。這一課題意義重大、任務艱巨，可以采取合作研究的形式不斷向前推進。

大力加強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創新

加強理論創新是把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必然要求，更是當下許多學者共同呼吁的問題。歷史研究中的理論是對一種歷史現象或對某一歷史時段的恰當概括，由于達到本質認識而對具體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我國史學要在新時代譜新篇，應將理論創新擺在重要位置，以理論創新體現我國史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已經提出不少理論主張，對研究工作產生了重要指導作用。譬如，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歷史文化認同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地區不平衡性和廣大邊疆地區封建化進程、大宋史觀和新“宋學”觀、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早期工業化等，這些理論主張足以說明我們在理論創新上有很好的勢頭。一種理論的形成又需要有不斷提升、完善的過程。舉例來說，上世紀50年代，我國史學界提出“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引起熱烈討論，成為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并對明清經濟史研究起到明顯促進作用。此后，曾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將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城市繁榮、手工業發達的現象拔高了。在學術上，一種理論觀點遭到批評不足為奇，不能因此而不敢進行理論創新。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的“江南地區早期工業化”觀點，雖然比“資本主義萌芽”觀點探討的范圍更廣、時段更長，但同樣是指明代后期及其以后江南地區商業活躍、商品經濟發達，較之傳統社會已有了新的經濟因素。這說明“資本主義萌芽”這一觀點是對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的一種概括，具有理論創新價值。至于如何定名、如何恰當評價，則可以自由討論、各抒己見。

加強理論創新應汲取我國傳統史學在歷史理論方面的寶貴思想。我國傳統史學高度發達，包含著古代史家觀察歷史所形成的深邃智慧，可以給我們帶來寶貴啟示，值得深入挖掘，進行創造性闡釋，形成融通古今和中西的理論新概括。

不斷拓展和深化一些領域的研究

既擁有極其豐富的傳世典籍，又擁有大量出土史料，這是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最大優勢。我們既要善于挖掘新史料，也要善于用好已有史料，不斷拓展和深化一些領域的研究，使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更為深入。

新史料能帶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利用新史料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學者們利用豐富的出土簡牘史料，在研究古代事件、官制、賦役、鄉里、律令、土地關系、交通、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新成果。利用敦煌文獻、吐魯番文書以及多種古文書，也收獲大量學術成果。同時，學者們對大量傳世典籍進行深入闡釋，相繼拓展和深化了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古代史學思想、歷史編纂學、歷史文獻學、經史關系等領域的研究，成績斐然，方興未艾。利用好傳世典籍和出土史料，史學還有很多領域可以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比如，公羊學說就是一個可以拓展的研究領域。儒家公羊學說曾經在思想領域和政治領域扮演過重要角色。公羊學說在西漢時期曾經盛行于世，不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就很難深入理解西漢時期的思想和政治。東漢以后，公羊學說消沉了1000多年，到了晚清民族危機嚴重之時又再度“復興”。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更是把它與西方政治學說糅合，變成倡導變法維新的思想綱領。我們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對公羊學說進行系統剖析、總結，發揮其促進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的當代價值。類似公羊學說這樣值得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研究領域還有很多。我們要大力挖掘新的史料，充分利用已有史料，不斷深化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拓展和深化一些領域的研究，離不開研究方法的創新。我國史學界在研究方法上已有不少創新，這是我國史學發展的不竭動力。比如，運用傳世文獻、出土史料與民族史調查三結合的方法，運用比較研究、歷史分析、區域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對于有利于史學研究創新的方法，我們都應當給予大力支持。當然，研究方法的創新又必須堅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發揚優良學風。惟有如此，研究方法的創新才能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通過打造精品力作提升我國史學的影響力

史學名著是一個時代史學發展的標志性成果，集中體現了史家的史才、史學、史識。判斷一個時代史學發展的成就，判斷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是不是提升到更高水平，很大程度上要看推出了多少史學名著。習近平同志在致信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時，希望中國歷史研究院團結凝聚全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他強調“要堅持以精品奉獻人民”。打造精品力作，應成為新時代我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目標。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史學名家精心編撰的優秀之作，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如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夏鼐撰著的《中國文明的起源》，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的《宋明理學史》，田余慶撰著的《東晉門閥政治》，漆俠撰著的《宋代經濟史》，寧可撰著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道路》等，都可謂精品力作。這些著作繼往開來、啟迪后人，產生了很大影響。當前，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正處于發展的黃金期。歷史研究工作者應以前輩學術名家為榜樣，志存高遠，潛心鉆研，繼續奏出21世紀中國史學的華彩樂章，提升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史學名著的產生，除了史家個人的努力，還需要學術部門領導的支持和同行的關心，同時需要進一步優化學術評價體制、發展健康的學術評論。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9年04月01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