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年來，經濟學界圍繞高質量發展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但還遠不能滿足高質量發展實踐的需要，主要表現為缺乏指導發展中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完整系統的經濟學理論。中國經濟學者應抓住創新這個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努力揭示創新發展規律；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經濟工作的主線，深化促進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政策體系研究。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是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學研究應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抓住新時代經濟發展新特征，把研究重點放到更好推動高質量發展上，為高質量發展服務。

圍繞高質量發展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

近年來，經濟學界圍繞高質量發展這個主題，在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方面發表了大量成果，圍繞高質量發展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漸成潮流。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經濟學理論創新還遠不能滿足高質量發展實踐的需要，主要表現為缺乏指導發展中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系統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雖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總體特征進行過描述，但他們并沒有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進行具體劃分，也沒有提出指導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理論。換言之，我們并沒有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現成教科書。作為西方經濟學重要分支的發展經濟學，雖然探討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但其著力點主要是解決低收入國家如何推進工業化和跨越“低收入陷阱”；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增長理論解決的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問題。這些顯然都與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和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后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情不相符合，我們不可能從西方經濟學中找到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答案。中國經濟學者只有扎根中國大地，在中國經濟實踐中不斷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賦予其鮮明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才能構建起有效指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學理論。

努力揭示創新發展規律和影響創新的因素

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積極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而跨越這一關口的關鍵是創新驅動。圍繞高質量發展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必須深化對創新發展規律的研究。

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支柱，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誰走好了科技創新這步先手棋，誰就能占領先機、贏得優勢。當前，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是導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主因便是我國在科學和工程等“更具挑戰性”的創新領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還不夠多、科技成果轉化還不夠充分。歷史經驗和今天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對我國進行技術遏制等鐵的事實一再告誡我們：手中沒有過硬的關鍵核心技術，就不可能公平地參與國際貿易和分工，也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強國之林。關鍵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依靠自主創新。這就需要經濟學研究全面揭示科技創新所包含的科學創新與技術創新的豐富內涵；全面揭示影響科技創新的主要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對科技創新的影響程度和作用機制，抓住推進科技創新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科技創新的重點、路徑、工具、方法；深入研究如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科技創新機制；從世界各國和企業科技創新的豐富實踐中總結經驗、發現規律，推動我國科技創新。

科技創新受到經濟制度、經濟運行、經濟發展等諸多方面的影響，有賴于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的支持。為了更好推進科技創新，經濟學研究應深入揭示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對科技創新的作用。一是揭示理論創新對科技創新的作用。理論創新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為科技創新提供理念、理論、方向、機制等方面的指引，是科技創新的引領。二是揭示制度創新對科技創新的作用。制度創新為科技創新提供強大制度保障和不竭動力，主要體現在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科技創新提供體制機制安排，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激發廣大科技人員的創新創造活力。三是揭示文化創新對科技創新的作用。文化創新為科技創新提供社會文化條件，主要體現在通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形成全社會勇于創新、鼓勵探索、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氛圍和激勵機制。

為了完善科技創新激勵機制、更有效地推進科技創新，還應深化對科技創新貢獻的評價標準研究。一是評價科技創新的直接貢獻，看其是否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實現了前瞻性基礎研究和引領性原創成果的重大突破；是否實現了對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的創新。二是評價科技創新的最終貢獻，看其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和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深化促進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政策體系研究

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提升發展質量。這就需要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經濟工作的主線，深化促進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政策體系研究。

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必須在供給側下功夫。深化促進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政策體系研究，需要揭示我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的歷史必然性；揭示供給側政策體系與需求側政策體系的區別與聯系；揭示經濟政策體系的構建必須遵循我國經濟發展規律、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既不能重走計劃經濟老路，也不能照搬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體系。

促進供給側結構優化應當成為經濟政策體系研究的落腳點。為此，要對政策實施對象進行精準識別、科學分類，明確鼓勵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并制定相應的差別化政策，實施定向分類指導；加強對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研究，突出政策體系的系統性、協同性，形成最優的政策制定機制；突出結構優化政策的精準性、有效性，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分配政策、技術政策、對外經濟政策等在促進結構優化方面的作用機理，為政策分類設計和動態優化調整提供理論依據。

改革開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形成有效促進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政策體系必須緊緊依靠改革。當前，要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科技創新奠定堅實的產權基礎；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實現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解決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問題，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校長、中國經濟發展研究會會長）

《 人民日報 》（ 2019年02月25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