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將之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深刻分析、準確把握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主要矛盾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3年多的實踐充分證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改善供給結構、提高發展質量的治本之策。在新時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都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上下功夫。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9年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方針政策，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法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這對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我們要深入領會、認真貫徹執行。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

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將之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深刻分析、準確把握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主要矛盾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

“十二五”時期以來，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既有供給側的，也有需求側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結構性的，但主要矛盾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其深層根源是體制機制問題。這是由國際和國內多方面因素決定的。從國際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對我國出口造成很大沖擊，成為加劇國內產能過剩和經濟下行的重要因素。從國內看，我國經濟增速連續多年保持在10%左右，2001—2008年出口和投資年均增長20%以上，帶動眾多行業產能井噴式增長。2008年以后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采取了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許多行業產能大幅增長，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不斷積累。2015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作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是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正確判斷，強調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是我國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重大創新，意義深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根本不是一回事。它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既包括改善商品和服務供給又包括改善體制機制和制度供給，強調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體現，歸根結底是要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3年多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三去一降一補”和“破、立、降”深入推進。鋼鐵、煤炭行業“十三五”去產能目標任務基本完成，一大批“僵尸企業”出清。去庫存取得積極進展，2018年9月末，商品房和商品住宅待售面積分別比2015年末下降26.0%和42.5%。去杠桿穩步推進，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降成本持續發力，2018年減稅降費規模達1.3萬億元。補短板成效明顯，創新驅動、基礎設施、脫貧攻堅、城鄉統籌發展、民生建設、生態環保等領域投入力度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重點行業供求關系發生明顯變化，經濟結構優化、經濟效益改善，系統性風險發生概率趨降。尤其應看到，近幾年特別是2018年由于國際環境變化，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一直保持在6.5%—6.9%的合理區間，成績來之不易。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作出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改善供給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治本之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他還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兩個重大論斷賦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的更高要求和更重要意義。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都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集中體現。進入新時代，我國居民消費需求已經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對產品和服務質量要求越來越高，消費品供給結構升級滯后已成為消費市場擴大的嚴重障礙。與此同時，服務業發展與需求增長明顯脫節：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既制約了制造業轉型升級，又妨礙了國民經濟整體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醫療、教育、育幼、養老等服務業發展滯后，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良好的生態環境、潔凈的水和空氣也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

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跨越關口、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比如，供給側創新不足導致很多關鍵設備、核心技術和高端產品依賴進口；近些年我國供給側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而要素生產率呈現下降趨勢，面臨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中低端制造業向要素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遷移的困擾。突破這種前堵后追的擠壓和核心技術被“卡脖子”問題，關鍵在于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側結構性矛盾還表現在金融出現“脫實向虛”問題，主要原因是存在金融資源錯配、金融結構和傳導機制不合理。這就要深化金融改革，調整金融結構，堅持結構性去杠桿的基本思路，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也是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表現。要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對我國經濟中長期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而且是當前形勢下穩增長的重要舉措。供給和需求是經濟內在關系中兩個互相依存的基本方面，市場經濟是需求導向型經濟。現在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因為需求居于重要地位，供給的總量和結構必須同需求的發展變化相適應。要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定總需求，使總需求增長與預期經濟增長目標相匹配。具體而言，應通過穩就業、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加強基本民生保障、精準脫貧、完善消費環境等舉措，抑制消費需求增長放緩趨勢，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性作用，確保財政支出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大力優化出口結構，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務質量，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在擴大進口的同時努力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

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要求，具有很強的指導性。

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出發的立足點。3年多的實踐證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抓住了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要害。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一些困難和挑戰，要保持戰略定力，在鞏固階段性成果的基礎上，加大“破、立、降”力度，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市場出清釋放大量沉淀資源；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繼續減輕企業負擔；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的力度。

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的關鍵。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和企業優勝劣汰。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全面實施并不斷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深化國資國企改革，落實保護產權政策，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發展更多優質企業。破除妨礙各類生產要素流動的壁壘，加大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力度，實施競爭中立政策。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繼續改善營商環境。

提升產業鏈水平，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要以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為目標，強化科技創新，大力培育新動能，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要注重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加快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提高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水平，促進新技術、新組織形式、新產業集群形成和發展，提升我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條件。只有以生產為起點經過流通、分配到達消費為終點的周而復始的循環十分通暢，社會擴大再生產才能正常進行。要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激發內需和國內市場的潛力，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提供原動力。要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消除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結合的障礙、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障礙、人力資源和實體經濟需求的結構性障礙、政府各部門協同為市場和企業服務的障礙，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 人民日報 》（ 2019年02月14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