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元代朱子易學研究史”負責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助理研究員

【項目成果】

在易學史上，元代常被看作一個成就寥寥的時期，學者常以“株守宋儒”一語概括。誠然，如從傳統的象數、義理二途而言，元人確實未能突破宋儒藩籬。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朱子易學誕生于南宋后期，正是在元代才走上了全面繁榮與飛躍式發展之路，這也是元代易學有別于前代的最大特征。

朱子易學在元代的興盛并非偶然。一方面，朱子《易本義》《易學啟蒙》等著作成書后，隨即在南宋廣泛刊刻。學者多有傳習、探討其易學者，士人應舉時也開始采用其說，《易學啟蒙小傳》《朱文公易說》等一批研究朱子易學的專著亦應運而生。可以說，研究朱子易學的熱潮，在南宋后期就已初露端倪。元人正承繼其后，進一步將其推向高峰。另一方面，元朝政府尊崇程朱理學，特別是在科舉考試中，明確規定《易》以程朱之說為主，由此給朱子易學增添了濃厚的官方學術色彩，也促進了其傳播與發展。

元人研究朱子易學的首要成就在于對朱子易學著作的注釋和闡發，其中又尤以胡方平、胡一桂父子影響較大。胡方平師從黃榦弟子董夢程，乃朱學正傳。所著《易學啟蒙通釋》，為現存第一部注釋《易學啟蒙》之作。其書以胡氏己說結合朱子論《易》文字，并引朱子門人九家之語，對《啟蒙》進行疏釋，總體以尊朱為主，但也有在朱子基礎上推衍發展者。胡一桂易學得自家傳，所著有《易本義附錄纂注》《周易本義啟蒙翼傳》。約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易本義附錄纂注》之初定本纂成，為現存第一部注釋《易本義》之作。其書采用了元代流行的“纂疏體”，《本義》原文下，采朱子文集、語錄等為“附錄”，又采諸家解說及胡氏自注為“纂注”。所采者以程子《易傳》與朱子門人之說為主，不用朱子學術對手之說，內容亦多同于朱子。總的來看，也是一部尊朱之作，但已開始顯露出重視易象的特點。至大元年（1308），胡一桂對初定本《纂注》進行徹底修訂，形成了全新的重定本《纂注》。其書今已不存，但其主要內容保存在胡一桂門人董真卿《周易會通》中流傳下來。其引錄諸家與自作解說的數量，較初定本有極大擴充，內容上多有與朱子不同，甚至明確批評朱子者。同時易象成為其關注的重點，在取象方法的種類與運用上，均較初定本有長足發展。皇慶二年（1313），胡一桂又著成《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其書的主旨雖仍為維護朱子、辟除異說，但已不再局限于注釋朱子易學著作，而是總結朱子主要的易學觀點，加以疏釋發明。其所關注的重點，在于“分別列代之《易》”、“《易》為卜筮之書”、河洛先后天之學等朱子較具代表性的理論，可以說是對朱子易學思想的宏觀繼承與發揚。總之，胡氏父子的著作，實現了對朱子《易本義》《易學啟蒙》的全面注釋，弘揚了朱子易學精神，同時也體現出其思想由保守到開放、由獨尊朱子到唯真是從的轉變過程，與重視易象的學術特色。

除胡氏父子的著作之外，元人研究朱子易學著作的專著還有四部。分別為張清子《周易本義附錄集注》、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和熊禾《勿軒易學啟蒙圖傳通義》。總的來看，此四家的治學宗旨與價值取向各具特色，而張清子、胡炳文二家之書，又成為明人編纂《周易傳義大全》的重要資料來源，影響尤為明顯。

對朱子易學觀點的討論，為元人研究朱子易學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其中又以朱子的象數之說，最受學者關注。首先，對于朱子《易》必有象、《易》必有圖的觀點，元人大都認同，并在解《易》過程中，積極引入象數易圖的內容。但在如何運用象數方法的問題上，則分成兩派。一派立足于朱子“不泥于象”的立場，反對過度糾纏于象數而導致的牽合附會；而另一派則提倡講明象數，以補充與發揮朱子之說。其次，對于朱子提出的象數學方法，元代學者開展了熱烈的討論，而以卦變法、互體法、大衍數說、揲蓍法等為焦點，多有修正和發展朱子之說。最后，在易圖學方面，元人對于朱子主張的河圖洛書、先后天圖、太極圖、卦變圖等圖式多有推演、改造，甚至還有旗幟鮮明反對者。這些對朱子象數說的討論，直接推動了象數易學在元代的蓬勃發展與走向深入。特別是元人對朱子易圖的質疑，下啟清人全面辨偽易圖之風，成為此時期的重要創獲。

與象數之學相比，元人對朱子易學哲學的研究相對落后，但也在太極、陰陽問題上有一些創新。對于太極，元人在朱子的“太極為理”說之外，又提出了太極為道器之樞紐、為心、為氣、為理氣渾淪等諸多學說。對于陰陽，元人一方面補充闡釋了朱子“《易》只是一陰一陽”“無物不是陰陽”之說，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陰陽“長中有消，消中有長”等新觀點。這些內容對元代理學思想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同時，對于朱子的易學史觀，元代學者也有一定討論。涉及的內容主要有：《易》是否為卜筮之書，卦爻辭作者為何人，經傳是否應分別解說，朱子所定十二篇古《易》是否合適，上下經分篇遵循何種原則。這些討論不僅完善深化了朱子之說，而且對《周易》的性質及其文本形成問題有一定啟發。

此外，元代還有一批學者，從折衷程朱的角度，開展對朱子易學的研究，傳世著作有趙采《周易程朱傳義折衷》、梁寅《周易參義》、董真卿《周易會通》三部。《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主于擇善而從，并非將程朱之說一概收入，而是在比較的基礎上選擇采錄，或采程，或采朱，或兼用之，或皆不用而改用別家。《周易參義》主于融會貫通，不再照錄程《傳》與《本義》原文，而力圖將二家之說合而為一，進而實現占筮與義理的結合。《周易會通》致力于對程朱易說的全面收集、合編與注釋。其體例亦采用“纂疏體”，《周易》經文下列程《傳》、《本義》之“集解”，程朱語錄之“附錄”，前代諸家之“纂注”。引錄者多達一百九十五家，為當時規模最大的集解類易學著作。在經傳編排方面，《周易會通》采取總體經傳合一、每卦下經傳分列的方式，有折衷程朱二家《周易》文本之意，為其一大特色。作為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周易會通》以程朱為核心，匯編了大量易學資料，明代《周易傳義大全》即在其基礎上纂修而成。

總之，作為易學史上一個承前啟后的階段，元代可謂是朱子易學實現其自身發展壯大，最終成為主流學術與官方學術的關鍵時期。明清易學雖有自身特色和發展，但重視朱子的傳統始終貫穿其間，此傳統正是在元代建立起來。朱子易學在元代傳播的途徑多種多樣，南北各地與各派的學說也不盡相同，但其總體趨向較為一致，即并不拘泥于朱子之說，而是積極地對朱子進行補充、闡發、改造、批判。前人多以為元人僅篤守朱子，無所發明，并不符合其實際情況。其間一方面實現了朱子易學的完善發展，另一方面推動了諸多新觀點、新方法的出現，在易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