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劉國忠教授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與儒家經典的形成發展研究”（批準號：16ZDA114）的重要任務是整理出版清華大學所藏的戰國竹簡。課題組在以往整理出版七輯清華簡整理報告的基礎上，順利出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

清華簡第八輯整理報告新整理出了8篇失傳兩千多年的重要文獻，分別是：《治邦之道》《邦家之政》《邦家處位》《天下之道》《虞夏殷周之治》《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心是謂中》《攝命》。這8篇文獻對于研究先秦歷史與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

《攝命》篇是一位西周國君對一位名叫“攝”（或稱“伯攝”）的大臣的冊命，屬于失傳的《尚書》篇目。這是一篇很完整的冊命文獻，從中我們不僅看到了西周時代國家對官員的評價標準和道德要求，而且也可以推定，以往所出土青銅器上的冊命銘文，實際上僅是摘錄了冊命文件的部分核心內容，而不是整篇冊命文件的實錄。該篇文獻的發現，對于進一步深入了解西周時期的歷史文化和冊命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篇中所提到的“攝”，很可能就是周穆王時期的大臣“囧”，如果該說屬實，那么本篇文獻就應該是失傳了二千多年的古文尚書《囧命》篇。這為我們重新認識傳世《古文尚書》的真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其它的七篇失傳文獻屬于“子”類佚籍，這與清華簡前面幾輯整理報告主要以“經”“史”類典籍為主不同，進一步顯示了清華簡內容的豐富性，其中多篇文獻與儒家、墨家的思想有關，包含了眾多先秦時期治國理政的相關論述，對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史研究很有參考價值，許多思想至今仍具有啟迪意義和借鑒價值。

一、主張明君治國理政，倡導舉賢用能

《治邦之道》篇是一篇可能與墨學相關的重要文獻，篇中系統討論了如何治國理政的問題，簡文作者認為國家的安危系于國君之身，期盼能由明君來治理國家（“以待明王圣君之立”），否則就會“邦家昏亂”，甚至國破家亡。作者一再強調，國君需要對國家的治亂興衰有清醒的認識，一旦出現“邦有癘疫，水旱不時，兵甲驟起，盜賊不弭，仁圣不出，讒人在側弗知”的情況，國君就需要格外警惕擔憂了。作者認為，“禍福不遠，盡自身出”，因此國君需要明曉國家的憂患所在，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國家的安定離不開對人才的提拔和任用。簡文作者認為，為政的根本在于“使賢、用能”。選人得當與否不僅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而且關系到國家的治亂和興衰。“非一人是為，萬民是為。舉而度，以可士興；舉而不度，以可士崩。” “舉而度”，意謂任人得當，則可以獲得士人的支持；相反，如果“舉而不度”的話，則會出現“士崩”的后果。這種重視人才、任用人才的觀點在本次公布的多篇簡文中都有論述，如《邦家為政》篇主張“其位授能而不外”，即將職位授予賢能之士而不是疏遠他們，其思想也與《治邦之道》篇基本一致。

正因為賢能之士對于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作用，作者也因此強調在選拔人才時需要格外謹慎。一方面，需要根據其專長來委以官職，而不能是隨意的任命，更不能“逾人于其勝”，即不顧其實際能力而過度提拔；另一方面，要了解一個人的真實能力，并非是一件易事，簡文作者強調要對其進行長期的考察，然后試加任用。“故舉善人，必熟聞其行，焉觀其貌，焉聽其辭。既聞其辭，焉小穀其事，以程其功。”“小穀其事”，指試探性地給予一個官職，以考察其能力。根據其能力情況，再進一步加以任命。“程”，義為考核。“以程其功”，意即察其所能。只有順利通過考核，才可以進一步委以要職。

簡文作者還強調在選拔人才過程中，不能以出身論英雄。“雖貧以賤，而信有道，可以馭眾、治政、臨事、長官。”即只要考察對象品行卓越，哪怕他出身低賤，也應該大膽任用。作者在此處否定了人的身份、地位與人的能力有直接的對應關系，主張人才的選拔完全要依據其品德和能力作為衡量的標準，這在當時世卿世祿的背景下實屬不易。簡文《邦家處位》則對如何從基層（鄉黨）選拔“良人”以治世理政，有較為深入的論述，這涉及到先秦的鄉貢里選制度與優秀人才選拔的途徑問題，是一篇難得的佚文。

二、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倡節儉

《治邦之道》篇對于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視，簡文認為經濟建設對于國家的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至關重要。作者鼓勵積極發展農業生產，“不起事于農之三時，則多獲”，即國家在春、夏、秋三個務農時節不得滋事，以保證民眾有足夠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保證國家的糧食豐收。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作者一再強調貿易和商業往來對于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的推動作用，提出要積極創造條件，大力發展商業貿易，其具體措施是：“謹路室（指清掃整潔接待商旅的住所），攝汜梁（指維護加固商旅往來的橋梁），修谷澨，順舟航（指疏通水道，便于舟船的往來），則遠人至，商旅通，民有利。”貿易發展了，商旅往來頻繁，民眾就可以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因此，作者還強調要努力創造條件，降低關稅，鼓勵商品流通，保證民眾的物資供應，即“薄關市，則貨歸，民有用”。對于商業發展有如此深遠的目光，這在以農立國的古代中國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除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外，這批清華簡中有多篇文獻強調了在禮儀活動及日常生活中應提倡節儉之風。比如針對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厚葬之風，《治邦之道》篇強調要“不厚葬，祭以禮，則民厚”，反對喪葬禮儀方面的鋪張浪費，主張以禮儀來規范人們的祭祀活動，以便民眾積累財富。《邦家之政》篇則認為，國君的宮室設施只要滿足國君的禮儀需要和居住功能即可，切不要苛求“坦大以高”；所使用的器具以實用為目的，切不可追求富麗奢華（“其器大，其文章縟”）；食物以滿足人們維持生命的需要即可，切不能尋求五味齊全（“其味雜而齊”）；等等。簡文作者還指出，只要國君真正能夠提倡和引導，就可以轉變人們的觀念，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虞夏殷周之治》篇則是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的奢儉為例來勸諫君主。作者認為，虞、夏、商、周的禮樂制度由樸素一步步走向奢華，所導致的結果則是由堯舜時代至治的局面轉而出現夏代的“海外有不至者”，到商代的“海內有不至者”，以至于周代的“海外之諸侯歸而不來”。作者以此來論證治國以儉則“得國”，治國以奢則“失國”。

《治邦之道》篇作者還認為，無論是國君以至于一般的民眾，各行各業的人都應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才能使國家處于一種有序的狀態。“君守器，卿大夫守政，士守教，工守巧，賈守價鬻聚貨，農守稼穡。”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要靠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只有愚蠢的人才會認為國家的興衰是命中注定。這一認識亦值得充分肯定。

三、積極治軍，把贏得民心作為軍事建設的最高標準

簡文《天下之道》是一篇與軍事相關的文獻，討論用兵之道的精髓。作者認為，用兵之道歸納起來不外乎兩種：進攻或者是防御，簡文稱之為“天下之道二而已，一者守之之器，一者攻之之器”。要取得戰爭的勝利，一方面當然要積極備戰，比如防守一方要“高其城，深其池，而利其渠幨（指城上的防守設施），厚其食”，進攻的一方則應該“多其車兵，至其沖階（“沖”指攻城的沖車，“階”指登城的云梯）”，但是光有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攻之道”和“守之道”的真正精髓,關鍵是要獲得民眾的支持，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天下之守者，民心是守”、“所謂攻者，乘其民之心，是謂攻”，民心的向背才是決定戰爭攻守雙方勝負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而且，即使是在打敗了敵方之后，要想鞏固勝利，也需要采取進一步措施，贏得對方的民心。因此，國君必須要了解民眾的“情偽性教”也就是民眾的真實情感和教育狀況，采取相應的措施，獲得民眾的支持。這篇簡文的相關思想和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論述非常相似，但是其寫作時代比孟子早，應該是一篇代表了早期儒家軍事思想的失傳文獻。

這些失傳兩千多年珍貴文獻的整理公布，一定會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