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自晚清時期西方社會學傳入以來，中國社會學經歷了頗為曲折發展的“兩周”。第一周是晚清以來西方社會學的傳入及其發展。學界公認的標志是康有為戊戌變法時期在廣州萬木草堂講群學。在當時的維新派看來，群學是一種救亡的工具，所以中國要想避免亡國的命運就必須通過“合大群”的方式實現富國強兵。幾乎在同時，嚴復在《群學肄言》中將西方的社會學翻譯為“群學”，表現出以先秦之“荀學”融合西方社會學的思路。但稍后，孔德系社會學作為社會學的主流開始傳入并占據了主導地位，由日本學者命名的“社會學”替代了群學。從此，社會學便是一種作為單純意義上的“舶來品”存在。第二周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學重建背景下的學科發展。從1979年開始，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之下，中國社會學開啟了其“重建之旅”。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學重建之日，正是美國社會學如日中天之時。在學科學術規范化的話語主導之下，植根于美國實用主義之上的實證社會學大行其道，以至于我們在社會學重建的過程中甚至忘記了西方社會學體系中還存在一種所謂的“歐陸傳統”，更遑論本土社會學。對于學界來說，中國社會自身的社會分析傳統幾乎被完全遺忘。

比較觀之，雖然中國社會學發展的“兩周”存在著諸多不同，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即都是在西學東漸、西學主導的強力背景下，以西方社會學理論及學科體系為主體的一個“單向傳入”過程。雖然在此發展進程中不斷有學者強調社會學本土化的重要性，并希圖通過本土文化的激活以消解外來理論的決定性影響，但從總體上看，社會學的發展進程終究還是在“沖擊—回應”框架下被動展開。在此框架內，本土理論和本土社會研究不過是消化理解外來理論的材料而已，未曾獲得獨立的學科地位。

社會學的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

進入21世紀以來，在中國社會學重建和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學術界逐漸意識到本土社會學建構的重要性。新舊世紀交替之際，費孝通率先提出“文化自覺”的觀點，強調“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同時，他還強調文化間的理解和溝通問題，即“理解所接觸的文化，取其精華，吸收融匯”。陸學藝也很注重本土社會研究的重要性，大聲疾呼：在現有的社會學學科體系中，中國的農村社會學和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是最有可能走向世界的標志性學科，應該引起我們的特殊重視。鄭杭生則提出“理論自覺”概念，認為：從事社會學教學研究的人對其所教學和研究的社會學理論有“自知之明”，其含義應該包括對自身理論和他人理論的反思，對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論之間的關系；同時，既要努力創造自己的有中國風格的理論，又要正確對待其他各種理論，特別是外來的理論。可見，在新世紀到來的最初時段，上述三位社會學家都通過不同的話語和思想方式，表達出本土社會學建構的重要性。而近年來，以景天魁為代表的學術團隊則努力以中國傳統社會思想體系的研究為突破口，試圖運用新的理解分析框架賦予其對于社會學學科構建所具有的特殊重要的意義。在《中國社會學：起源與綿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中，他們提出了社會學學科體系“三分法”的新思路，認為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擴張、中西社會學的會通、“本土社會學”自身的轉型和更新，構成了中國社會學發生、發展的核心內容。所謂“中國社會學的現代轉型”，其實包含了這三條路徑。上述判斷表達出了建構本土社會學學科體系這一新時代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新志向。

建構“本土社會學”

新時代中國社會學發展建構的新志向，主要是通過宏大的“本土社會學”建構計劃體現出來的。

第一，關于社會學學科發端起點的界定。

從歷史上看，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現代社會學學科起點的建構過程，基本上是依據“傳統—現代”的分析框架展開的。在此框架之下，包括社會學在內的諸多社會科學分支學科起源發軔的起點都被確定在近代歐洲，主要是在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應當承認，這一分析理解框架奠定了現代社會科學體系理解研究的基石，在現代學術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其缺點在于：在以歐美為中心的社會學學科體系建立的過程中，以西學為中心的知識思想整合過程，淹沒了非西方國家的傳統思想、知識和經驗，形成了植根于西方中心論的學科格局。事實上，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中外學者都承認，中國傳統思想具有非常鮮明的早熟性特點，早在春秋戰國之際，在“天人相分”的思想原則得以確立之后，形成了多元的思想學派體系，其中荀子的群學已具有極為典型的社會學分析色彩。對其展開系統研究和提煉，有助于我們重新確定社會學學科發源的起點，以匯集人類社會的多元形態及其經驗。

第二，“本土社會學”何以可能？

本土社會學的概念，主要是基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理論提出的。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現代社會科學在誕生之初，基本上都是依據歐洲經驗建立起來的。而在社會學誕生的過程中，社會學很少汲取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古國有關社會的知識和思想精華。這直接導致在社會學領域的公認理論絕大部分源自西方，并使其學科知識基礎較為單一，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在當時歐美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中心—邊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此種格局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時至今日，在全球化和非西方國家走向發展和復興的背景下，對非西方國家本土社會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并努力在此基礎之上形成更為完整意義上的社會學，則成為學科發展的關鍵。因為從時間上看，中華文明起源甚早，其思想文化發展的延續性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正如張光直所言：“我相信中國研究能在社會科學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貢獻，因為它有傳統的二十四史和近年來逐漸累積的史前史這一筆龐大的本錢。古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長歷史記錄的則只有中國一家。”錢穆也曾經指出：“大凡一個國家或民族，能維持一長時期的歷史，到數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繼續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即可證此國家與民族，必有其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獲得此項成績之主要原因，為其歷史發展與進步之所以然。我們最要者，當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會，以尋求此潛力所在。”可見，本土社會學研究無論是其本土性還是世界性，都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中國社會學如何為世界社會學作出貢獻？

我們強調本土社會學的建構，并不是利用中國的本土傳統資源與西方社會學展開對抗，而是以對話和互釋的立場和態度，相互溝通、互動，以豐富和發展全球化背景下社會學學科的理論體系。誠如臺灣地區學者葉啟政所言，注重社會學的本土研究，“不是使社會科學研究區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國學者的努力能夠被納入世界社會科學體系之中”。印度學者帕沙·穆克季也認為“社會科學的普遍化過程需要注入全球社會科學的本土工程來居間促成”。而從長時段的視角來審視社會學的多線發展軌跡，我們會發現：在前工業社會，特別是人類文明的原典時期，人類在彼此相互隔絕的狀態下，展開了帶有極強獨創性的社會分析研究。作為原典思想和文化，其思想理論奠定了人類社會分析不同脈系的分析研究傳統。但令人遺憾的是，以近代工業社會來臨為契機，西方社會學異軍突起，建構起實證主義的學科體系。在西力東侵、西學東漸的背景下，這些社會思想的智慧火花多數被遮蔽或淹沒，不被人們所知。直到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西思想文化對話和交流的基礎之上，我們要總結挖掘本土社會學資源，實現多重的學術對話，使社會學在植根本土的同時，實現新的世界意義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