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開明’文學文化流派研究”負責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解讀“開明”文化文學流派（以下簡稱“開明派”）可以有多種進入途徑或角度，這里選擇精神建構的角度。因為它撇開了所有表層的因素而直接進入這個流派的肌理，通過對人格理想、精神底蘊和文化基調的考察，在理論與實踐、為文與為人之間建立起統一的文化邏輯。借此，人們可以理解，為什么葉圣陶、夏丏尊、朱自清、豐子愷、徐調孚、章錫琛、顧均正、宋云彬、周予同等一批江浙文人，能夠長時間聚集在一起，并在大動蕩大變革的20世紀上半葉，持續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歷史轉換的文化變革浪潮中，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各種文化元素都在開明派身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跡，但對于這個主要由江南平民知識分子組成的文化文學流派而言，儒家文化、江南文化和佛家文化已經融入他們的血脈，成為最主要的精神資源，并構成他們最具標識性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形象。

君子人格的追求

新文化運動以來，“立人”的觀念在率先覺醒的知識者中深入人心，做一個適應時代需求的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成為他們的共同追求。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開明派的選擇是從人格的實現和完善著手。他們不僅以人格的獨立健全為核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觀念，大力提倡對青年實施人格教育，而且終其一生努力實踐著他們所推重的、可以概括為“君子人格”的人格規范和人格境界。這里，源自儒家文化的“君子”不是簡單的人品評價，而是一種人性和人生的把握方式，一種個人對于社會所選擇的文化態度、文化行為，是一種節操，更是一種道義，一種承擔的勇氣和使命意識。

修養人格、砥礪氣節并勇敢地擔負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是開明派的明確追求。葉圣陶把這種追求概括為四個“有”：有所愛，有所恨，有所為，有所不為。前兩個著重個人的人格修持，后兩個著重基于前者而形諸外的行為指向。開明派同人以此作為自己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以開明書店和《中學生》等為主陣地，為新文化的發展，為民眾的啟蒙，為青年的成長埋頭苦干、堅韌不拔，正鮮明地體現了這種社會擔當。

人格問題，本質上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身體力行或者說“修身”是人格養成的關鍵。在長期修身實踐中，開明派形成了三個共同特點：認真精神、實干作風和責任意識。他們始終堅守這些原則，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即使在抗戰那樣的艱難年代，朱自清還在強調“守住自己的崗位，并且得加倍努力干”。長期的熏染，使得他們在行事做派、個性風度等方面與儒家文化提倡的君子表現出驚人的相似。許杰對周予同有這樣的描述，“在經學上，他研究孔孟儒家的學說卻又否定并且批判孔孟儒家的學說。但是，他盡管徹底地批判了孔孟儒家的學說，在他自己的生活規范上，還是極其講究待人接物之誠——也即是宋儒的誠意之誠，和孔孟之道所講的仁愛之仁以及所謂‘忠恕’之道”。這種行事做派，在開明派同人中是非常普遍的，朱自清以“最完整的人格”形象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獲得全社會的廣泛贊譽，典型地詮釋了這一點。

江南的趣味與佛家的悲憫

儒家文化在開明派的精神建構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但決不是全部。儒家文化經世致用的入世精神，配合先憂后樂的憂患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進取心和舍生取義的犧牲勇氣，造就的往往是文天祥、史可法那樣寧折不彎的悲劇英雄，但這顯然與開明派柔韌穩健的風格有相當距離。形成這個距離的原因與他們作為江南文人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

江南文人通常有獨特的人生價值向度，即對于現實政治采取不即不離的姿態，甚至體現出疏離的趨勢，而更注重個人的精神趣味和生活的藝術質地，追求個性的自由和人格的完整。開明派文人對于江南有特殊的迷戀，他們用大量筆墨一再表現江南的山水風物，《藕與莼菜》《長閑》《白馬湖之冬》《揚州的夏日》《憶兒時》等眾多篇什，傳達了他們濃重的江南情結和背后對江南那種質地雅致、姿態悠閑的生活方式的認同。這種生活方式深刻地介入和規定了他們的社會存在方式和現實進入姿態。在與個人相關的生活領域，他們玩味其中蘊含的藝術趣味和人生境界，享受智力和精神的愉悅，而一旦進入紛紛嚷嚷的現實世界，表現就不再隨心所欲、游刃有余。他們把自己的活動領域限定在文化教育和文學領域，卻避免進入與政治相關的敏感地帶。

他們頑強地抵拒現實的紛擾和政治的擠兌，以低調的“灰色”面貌行世，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份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間。夏丏尊在晚清立憲浪潮中為逃避省議員選舉的改名之舉，同朱自清在大革命轉折關頭對自己往“哪里走”的固執選擇，都著意于他們對自己生活邏輯和心靈邏輯的尊重。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們源于江南文化的行世方式和生存智慧。

開明派精神建構的第三個支撐點源于佛學。這既有近代以來佛學復興的時代背景，也有弘一法師的精神熏陶。佛學的人生苦難、剎那生滅的空苦人生觀深刻地影響了開明派的文化心理，使得他們看待人生和社會的態度趨于悲觀，但開明派汲取了佛家以慈悲情懷利物濟生、自度度人的積極意義，努力用生命的每一剎那去進行創造，追求在個人解脫和眾生解脫的統一中實現一種超越時空的瞬間永恒，獲得人生的大自在。于是，他們在投入社會實踐、參與新文化建設的時候以“撇開”與“執住”的統一，形成了關注生存苦難、守護人的心靈的獨特立場。從作品中可以看到，葉圣陶筆下成人世界的人性殘缺和豐子愷筆下兒童世界的天真爛漫恰成鮮明對照，他們要用兒童的純真去擦拭成人的心靈塵垢。他們大力提倡用愛心去救治社會病癥，去守護人類的自然本性，豐子愷“護生即護心”的主張、夏丏尊對“愛的教育”的呼吁，著眼點都在于此。

立身之本與性情之求

在開明派的文化建構和文化實踐中，儒家文化、江南文化和佛家文化等多種文化元素是共同作用的，很難一一加以剝離。當然，不同的文化元素有著不同的作用方面。大致說來，他們以儒家文化為立身之本，通過有所愛有所恨、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實踐體現對君子人格的追求和對社會所承擔的道義；他們又以江南文化為性情之求，通過對自由意志、自由境界和人性道德理想的追求豐富人生內涵，體現人的自由本質和生命價值。而佛家文化，同時作用于他們的價值判斷和人生追求，于是一方面以出世的情懷致力于利物濟生，一方面以入世的執著致力于心靈守護。這種人生坐標的設置，使開明派在個人與社會、趣味與使命、出世與入世、獨善與兼愛之間，獲得了奇妙的平衡。前者的積極有為，引導著開明派文人對人的自由本質和生命價值的追求不陷入虛無或自了；后者的豐富完整，保證著開明派文人對社會理想的追求不走向偏激狹隘和人性異化。而開明派也以此將自己帶入江南文人文化理想的雍容中和之境。

同時，上述文化元素的作用大小也不完全相同，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儒家精神。且不說直接被人視作“君子”文人的葉圣陶、朱自清，即如夏丏尊，因與弘一法師的特殊因緣，人們很容易看到他與佛學的關系，也許因此而忽視了他與儒家的關系。其實，在接觸佛家文化之前，夏丏尊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堅定信奉者和自覺實踐者，這種文化底色不會因為信仰的改變而輕易抹去。所以，夏丏尊只在涵養人格和寄托精神方面與佛家建立聯系，而將佛家的悲天憫人和儒家的濟世教化融在了一起。也因為此，當夏丏尊去世的時候，他留給后人的并不是一個茹素學佛的“居士”形象，而是如葉圣陶所概括的，是一個“樸實真誠，篤行拔俗，廉頑立懦，化遍朋從”的濟世者形象。這四句“蓋棺”之論，體現的不是佛家的精神，而是儒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