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西域出土漢文醫藥文獻綜合研究”首席專家、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

中醫學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不斷從各方面吸收營養。絲綢之路為中醫學吸納以印度醫學為主的“西域醫藥”開辟了通道。西域醫藥傳入中國主要是在東漢以后，借助于佛教東傳帶入了印度佛醫學知識，也通過民間交往傳入部分印度的俗醫藥知識。從中醫學理、法、方、藥四個層面，可以對中醫學吸納西域醫藥的情況作具體分析。

理：附贅滲透

中醫學在秦漢之際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集中體現在《黃帝內經》中。在此后的發展過程中，又有局部調整與補充。印度醫學概念滲入的因素顯得更為典型。

南朝陶弘景修訂葛洪《肘后備急方》序云：“……更采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為肘后百一方……今余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其中“四大”“百一”等援引了佛經詞語。

系于東漢名醫張仲景名下的《金匱玉函經》卷一之《證治總例》中有“地水火風，合和成人”“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人一氣不調，百一病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起”等語；敦煌出土醫藥文獻P.2115《張仲景五藏論》謂：“地有草木，人有毛發。四大五蔭，假合成身。一大不調，百病俱起。”其中的地水火風、四大、五蔭等，皆出于佛典。

其他傳世中醫古籍如《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等著作都有類似概念的引用，甚至還嘗試與中醫的一些概念作溝通，例如《千金要方》卷一把地水火風演繹成“火氣”“風氣”“水氣”“土氣”。但畢竟是不同來源的概念，特別是中醫理論原本已經比較完善和穩固，因此，雖然以上概念在后代醫書中仍不乏見，卻終是堆砌式的附贅使用，使用者可能更偏于點綴門面，西域醫藥概念并未真正融入中醫理論體系之中。

但是，也有某些源自印度醫學的理念概念被中醫理論體系納入。如中醫眼科的“五輪學說”即是在印度醫學眼科理論影響下形成的，而中醫的痰飲學說的發展更受到印度醫學的重要影響。蓋這些理論為中醫學原本空缺或認識不夠深入的方面，而引進的部分又為局域性理論，不會對中醫整體理論產生干擾性的影響。

法：較少吸納

中醫的“法”，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運用辨證方法確定疾病的病因病機，進而確立治則治法。

“法”隨證而變，有什么樣的病癥，就會產生什么樣的“法”。在長期的醫療活動中，人們凝練出一些大多用四字短語表達的相對固定的“法”，如發汗解表、清熱解表、利水化濕、理氣和中、清熱化痰等。

“法”因“理”而生，中醫在理論方面并未吸收太多外來因素，基本維持了自己理論的獨特性，相應的，在治法方面也延續了這樣的特色。

古代西域醫藥體系大體在于藥證、方證對應的層面，“法”的認識較為籠統。如《最勝王經》中一段較能全面反映西域醫藥的認知體系。病邪被分為四種：風、熱、痰癊（飲）三種加上不同組合的“總集”；在辨病層面則看季節和一日之中發病時間，“春中痰癊動，夏內風病生，秋時黃熱增，冬節三俱起。……食后病由癊，食消時由熱，消后起由風，準時須識病”。接下來治療規則是：“風病服油膩，患熱利為良，癊病應變吐，總集須三藥。”用藥與之相應，也不細分，訶梨勒、三果、三辛、沙糖、蜜、酥乳這些西域常用藥，都能“療眾病”。雖然也提出需要區分以及如何區分四種病，但施治用藥卻又往往以幾種藥物通治諸病。

可見，西域醫藥在“法”的層面并未建立起結構系統、邏輯清晰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因而中醫也未能在該方面有具體的吸納。

方：取己所需

中醫的“方”，本義為治病方法。臨床上辨證定法，據法立方。“方”狹義理解為運用藥物組合的方劑，如大柴胡湯、逍遙散、牛黃丸……但中醫的針灸、拔罐、刮痧甚至導引等不用藥物的療法，也都屬于“方”的范疇。

一些西域醫方被納入中醫藥認知體系，辨證施用。如中醫急救方劑蘇合香丸最早載于唐玄宗《開元廣濟方》（原書已亡佚，唐王燾《外臺秘要》卷十三收載），原名“吃力伽（中藥白術的西域名）丸”，用大量西域香藥，組成藥物多且雜，中醫方劑君臣佐使的配伍關系似乎不甚明確，但治猝然昏倒、牙關緊閉、不省人事等實證昏迷卓有奇效，至今醫界仍作為急救藥使用。

敦煌出土方書、《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臺秘要》中載有許多從西域傳來的方劑。如阿伽陀丸、阿魏雷丸散、苦參硝石酒、大白膏、大黑膏等醫方，都源出西域或有明顯西域醫藥色彩。還有不少中土醫方加入了部分西域的藥物，包括有些醫方用乳酪、油酥、髓、石蜜等來加工，也是受到了西域醫方的影響。

中醫還吸收了來自西域醫藥里的其他醫術，最有名的當屬從印度傳來的“金針撥障術”。《外臺秘要》卷第二十一記載了“天竺經論眼序一首”，注云：“隴上道人……于西國胡僧處授。”此術曾盛行于唐朝，唐代詩人白居易、杜甫、劉禹錫、李商隱等都寫有贊頌“金篦術”的詩篇。此外《千金要方》中還記載了從西域傳來的養生法與按摩術。

古老的印度醫典《醫理精華》中的很多西域醫方未見于中醫著作，可能是未傳到中原，或因所用藥物中原未能了解（有語言影響）有關。另外，有些佛典所載醫方組方龐雜，沒有或看不出確定的治療指向，卻宣稱久服之后可以取得神奇效果，如敦煌卷子P.2799一藥方宣稱服用數日即可“一切怨賊，兵甲開戰，皆得勝利”；“一切惡業煩惱，四重五逆，惡夢蠱道，悉能破壞”；“國王宰相，一切大眾，皆隨順恭敬，信受愛樂”。這樣的藥方療效過于神奇，且超出了醫療范圍，不太符合中醫語境中的固有思維，因而也不會被中醫采納。

可見，中醫在“方”的范圍對西域醫藥有較多吸收，求己所需，取己可用，學習對方發達的學術內容，填充自己相應薄弱的方面。但一些超出認知的奇方則在實踐中加以摒棄。

藥：更新發明

以中國傳統醫藥理論指導，采集、炮制、制劑、說明作用機理并施用于臨床的藥物，統稱為中藥。中藥理論包括四氣五味、升降浮沉、性味歸經和毒性大小等，以此指導中醫遣方用藥，治療疾病。

絲綢之路打通后，成為古代東西方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許多西域的藥物隨其他商品傳入我國，成為中藥的一部分。

有些藥物借鑒了這些藥物在原產地的用法。如仙茅的補益作用，天竺黃治熱病，木香對胃腸疾病的療效。但更多藥物并不是簡單照搬西域原有經驗，而是在實踐中按中藥理論重新認識，發明新義，使西域藥物本土化。

部分藥物在原功效基礎上調整了治療范圍。如天竺黃原治“一切熱、毒”，中醫發現其為治療小兒“急熱驚風”的良藥；胡黃連原治多種熱，中醫應用后發現其偏長于治“虛熱”與“濕熱”，而不是“實火”；木香則進一步發現其長于理氣行滯，因而主要用于治療中焦氣滯型脾胃病。

部分藥物與原有功能大相徑庭。如蓽撥，印度醫學用于治療“熱病”，但在中藥中列屬溫熱藥，用于治療腹中冷痛等“寒證”；安息香，印度醫學用于治療“熱病和惡魔”，在中醫應用中安息香亦屬于溫性藥，即便用在蘇合香丸中其主要功效也是“溫通開竅”；肉豆蔻，原用于治療各種病理因素引起的咳嗽，而中醫學中用于治療脾胃病，主治腹瀉腹痛。而郁金，在印度幾乎不入藥，只用于調料與色料，傳入中原后，被發現可行氣活血、疏肝解郁，用于婦科疾病療效甚佳。

中原醫藥與西域醫藥理論基礎不同，對同一藥物的作用得出不同認識是自然的；但是，對寒熱等基本屬性有相反認識，卻不盡合理。這種差異的形成有待進一步研究。

中醫根植于中華文化背景之上，歷史悠久、積淀豐厚。在對于以印度醫藥為主的西域醫藥的受容方面，呈現出理、法層面“堅持本我”為主，而方、藥實用層面“兼收并蓄”的姿態，即堅持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而廣泛汲取他方實用的營養。應該說，這是中醫藥學得以繁盛的成功之道。因而到唐宋以降，阿拉伯醫藥、回回醫藥等域外醫藥流傳中國時，仍然大體重復了這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