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四書學與中國思想傳統的重建和整合研究”負責人、湖南大學教授

儒學的形成演變過程漫長，經歷了一系列重大的變遷。我們可以將中國古代儒學發展過程簡縮為三個基本發展階段：禮（周公）—仁（孔子）—理（朱熹）。周公完成的禮樂文明是中國儒家文明的基礎，孔子創建的仁學是儒家哲學的早期形態，而朱熹以理釋仁則是儒家哲學的成熟形態。

殷周之際歷史發生巨大變遷，周公“制禮作樂”，創造了西周制度文明的禮樂文化，《六經》就是禮樂文明的經典文獻。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孔子以禮歸仁，創造了精神文明的仁義道德，早期儒家諸子的傳記之學即是為《六經》所作的經典詮釋著作，從而建立了儒家哲學的早期形態。從春秋戰國到漢晉隋唐時期，《六經》之禮與儒家之仁固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六經》之禮學（上古典章制度之學）一直是經典體系的主體，而早期儒家的著作只是詮釋《六經》的傳記之學，或是儒家學者個人的諸子之學。因此，漢唐時期儒學、儒家的思想文化被合稱為“周孔之道”。周公創造的典章制度之“禮”才是主體，是能夠設置“博士”的專門之學，而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學術著作只能依附于《六經》的傳記之學。從學術形態和學術地位而言，“周孔之道”中“周”是主，“孔”是從。

唐宋之際，歷史再次發生巨大變遷，代表“封建貴族”“士族門第”精神的禮教秩序不斷受到沖擊，以《六經》為代表的經學體系和學術教育制度受到懷疑。代之而起的是表達“白衣秀才”的宋代士大夫群體的崛起，他們以早期儒家思想為主體而詮釋、建構《四書》學。兩宋以后的儒學被合稱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的儒學核心思想已從“禮儀”“文章”轉移到“仁義”“心性”。從學術形態和學術地位而言，“孔孟之道”的孔孟是主體，三代先王則是從。

歷史上的儒學曾被先后稱為“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兩個不同稱謂，其實源于儒學經歷了“禮—仁—理”的歷史演變過程，“禮—仁”建構的結果是形成了“周孔之道”，而宋儒建構完成了《四書》學體系，確立了與《四書》相關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脈絡，形成了“孔孟之道”。但是，宋儒建構的《四書》學，不僅確立了“孔孟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與學術重心，更重要的是，宋儒將《四書》學納入天理論的哲學體系與信仰體系之中，從而將“禮—仁—理”的歷史演變過程，化為一種以“天理”統攝“禮—仁”的邏輯體系和空間結構。

宋學興起是儒學史的一個重大演變和發展，在原典的《四書》思想體系中，“仁”是其中的核心價值與學術重心；而在宋儒建構的《四書》學思想體系中，“理”終于成為整個新經典體系的核心價值與學術重心。原典《四書》中的“禮”與“仁”，均是十分重要的核心范疇，而且兩者又是相互定義的關系。但是，宋儒詮釋《四書》時將禮、仁均以一個“理”來概括，最終以“理”來統攝禮、仁。早期儒家倡導的仁、禮，作為人倫關系中的行為規范和準則，宋儒進一步將其抽象化、普遍化為“理”。一方面，宋儒將周公之禮抽象化、普遍化為“理”，朱熹在注解《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一章時說：“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于自然之理。”宋儒反復強調，“理”其實就是在人類社會中體現為“制度品節之可見”“人事之儀則”的禮。另一方面，宋儒也將孔子之仁抽象化、普遍化為“理”，朱熹解《論語?顏淵》時說：“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于人欲。”其實，宋儒詮釋的《四書》學，不僅僅是禮與仁，他們認為孔子提出的所有倫理道德均是“理”。朱熹在詮釋《孟子》性善論時說：“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可見，早期儒家提出的仁、義、禮、智的行為規范和準則，宋儒統統歸之于“理”。

在朱熹那里，“理”不僅是人文之理，而且是自然之理，意義已經拓展到自然天地，成為既有普遍性又有必然性的形而上意義的范疇。朱熹在《大學或問》中說：“至于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這樣，“理”也因此成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等一切自然的、社會的事物中普遍的本質與法則。為了說明統一的“理”和社會、自然中具體之理的關系，朱熹還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不僅將禮、仁的人文之理統一到“一理”之中，還將自然之理也統一到“一理”之中。朱熹在解《論語?里仁》“吾道一以貫之”時說：“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根據朱熹的“理一分殊”原理，主宰天地自然、人類社會的均是同一個“理”，所以稱之為“理一”，而早期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卻是“萬殊”之理。而且，仁、義、禮、智的規范和準則還可以進一步分為更細致的“萬殊”之理，如“禮”就包含著無數細致的具體節目。

由此可見，宋儒通過詮釋《四書》而建構完成的新仁學，完成了以“理”為中心的知識、價值與信仰的重建。他們通過一系列哲學化的思辨，將“仁”作了哲學化提升，使原典儒學中作為人格精神的仁，重新獲得了一種普遍的、永恒的宇宙意義。他們將原本是內心、本性的“仁”，納入到更具哲學系統性的天理論體系之中。因此，宋儒的《四書》學，已大不同于作為早期儒學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如果說早期儒家的《四書》還是以“仁”為中心的價值體系的話，宋儒的《四書》學則已經建構了以“理”為中心的哲學體系。

朱熹《四書》學的建構與詮釋，不僅是儒學史上經典詮釋的典范，也是中國哲學史上本體詮釋的典范。朱熹以理釋仁，將“仁”提升為一種普遍、永恒的宇宙精神，使得早期儒家作為道德準則的“仁”理性化、普遍化、形而上化為 “理”，推動了仁學的哲學建構。經過朱熹的本體論詮釋，作為《四書》核心的“仁”發生一系列重要變化，“仁”的本體論意義更加凸顯，逐漸被納入到天理論的哲學體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