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在一些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中還存在一個認識誤區(qū)，即史學論著必須正襟危坐、不茍言笑，似乎只有板著面孔說教，才能顯示其學問的嚴肅和高深。新時代，史學要進一步發(fā)展，更好發(fā)揮社會功能，需要破除這一認識誤區(qū)。

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著作，之所以擁有超越時空的魅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的文筆樸素自然、簡潔流暢、清新活潑，既可作為史學經(jīng)典研讀，又可作為美文經(jīng)典欣賞。馬克思、恩格斯對許多問題的深刻理論分析，都是通過優(yōu)美的文筆來表述的。

古往今來，喜讀司馬遷《史記》的人數(shù)不勝數(shù)，原因何在？因為司馬遷運用史料獨具匠心，善于“擇其言尤雅者”，將論斷融于史料之中，夾敘夾議。魯迅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指其是史學經(jīng)典，“無韻之《離騷》”指其是美文經(jīng)典。

清代學者姚鼐曾指出：“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他如此強調(diào)義理、考證、文章相濟，說明文章在治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對此說加以引申：“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史之賴于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其意是說，史以載事，史以文傳，有作為的史學家沒有不花力氣“工文”的。

博采眾長，融會貫通，磨練出好文筆，這是歷代史學家必備的基本功，當代史學工作者也不能例外。怎樣才能具備這種基本功呢？梁啟超認為要“多讀、少作、多改”。多讀，就是要不厭其多地研讀前人和時人的史學美文經(jīng)典。少作，就是要樹立精品意識，嘔心瀝血，寫一篇是一篇，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不濫竽充數(shù)。多改，就是要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反復修改。同時，梁啟超作為文學家，對于“文采”的理解也很值得我們借鑒。他認為，文采最重要的要素是“簡潔”和“飛動”。簡潔，就是文章要精益求精。他強調(diào)，評論一篇文章的優(yōu)劣，首先“要看可刪的有多少”，定稿要做到“篇無剩句，句無剩字”。這種要求，應該成為史學工作者的寫作箴言。飛動，就是文章的語言要感人。他認為，要把歷史文章寫得生動感人，“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充滿吸引力和感染力。

對于文章簡潔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在《學習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精神——跋〈宋司馬光通鑒稿〉》中也有深刻的論述：“近人好為長文，喜寫厚書，其實文不在長，書亦不在厚，只要有內(nèi)容就行。當然，如果非長不能盡其意，非厚不能畢其詞，我們也不反對長文和厚書，但故意拉長、加厚，就大可不必。”因此，他提倡史學工作者“學習司馬光從兩屋稿子中提煉出一部《通鑒》的辦法”，強調(diào)“敘事則提要鉤元，行文則刪繁就簡，疏而不露，簡而扼要。言必有據(jù)，沒有空話；事皆可征，沒有臆說；文字精煉，沒有費辭。”這些論述，對于當下史學工作者“工文”是很有針對性的。

1958年9月，毛澤東同志批評有關部門報送的材料“讀后腦中無映象”，缺點“在理論與文詞”方面，具體表現(xiàn)是“將一些觀點湊合起來，聚沙成堆，缺乏邏輯，準確性、鮮明性都不見，文字又不通順，更無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tài)。”究其產(chǎn)生的原因是，“不大懂辯證邏輯，也不大懂形式邏輯，不大懂文法學，也不大懂修詞學。”他還風趣地規(guī)勸道：“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岡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微松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毛澤東同志是文章大家，他的這些意見對于今天史學工作者來說仍有重要指導意義，需要我們深思與篤行。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精湛的文筆能給史學著作插上騰飛的翅膀。史學工作者要想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中有更大作為，就要把“工文”作為終身的必修課。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8年10月15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