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專著《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的構境論解讀》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法國著名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作為德里達的弟子，以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論著躋身于目前歐洲最著名的社會批判理論家行列。他的三卷本巨著《技術與時間》是技術哲學和批判理論的奠基之作。在2001年完成上述三卷《技術與時間》之后，斯蒂格勒沒有繼續已經預告的第四卷，而是開始直面當代數字化資本主義全面批判這一更為宏大的思考主題。他先后寫下了《象征的貧困》《懷疑和失信》《構成歐洲》、理論提綱式的《新政治經濟學批判》《休克狀態》和《自動化社會》等相關論著。也是在這些更加復雜的交叉學科視位中，斯蒂格勒獲得了對當代數字化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全新認識。

在他看來，當代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技術客體是一種悖論性的存在：“技術既是人類自身的力量，也是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我們能體知出來，這是海德格爾對“技術座架”雙重性的延伸。斯蒂格勒將這種自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技術時代指認為人類紀，這是一個以資產階級瘋狂掠奪導致熵增的社會。他認為，特別在馬克思去世后的一個半世紀以來，傳統生產和消費的工業模型受到了數字化資本主義的挑戰。這是斯蒂格勒社會批判理論中最值得關注的方面。

作為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基礎的后工業技術體系本身就是一系列復雜“義肢”中的記憶裝置，它不再是以工人的勞動時間為剝削對象，而是以所有人的時間記憶為塑形對象。人類的記憶被卷入系統的工業化生產過程，以此構成新的人類記憶的后種系生成。并且，數字資本主義進程已經進入的“非經濟”的剝削方式，那就是包括消費者在內的普遍人的第三階段的無產階級化。顯然，這是一種掠奪全民記憶時間的新剝削論。

斯蒂格勒的具體解釋為，隨著各種類型的體外記憶裝置的普及，包括電視、手機、電腦和全球定位系統等，所有人都完全依賴于這些記憶裝置的運轉，一旦離開這些技術體系，沒有人知道該如何行動和生活。這種記憶裝置的后種系生成，雖不是遺傳學意義上的基因序列，卻勝似后者，因為它從根本上使人的存在出現一個致命的缺陷，即缺少任何自身具體化、個性化生命的直接能力。

所以，從表面上看，在超工業社會中，人類記憶似乎隨著記憶的外在化技術而得到無限擴展，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廣泛的認知和感性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當然，這種無產階級化并不是馬克思所指認的使工人在經濟上變窮，而更像是所有人失去知道怎樣做的知識“廢人化”，“廢人”不再擁有可以自給自足的知識，他們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識。這是一個重要的改變，這里的知識異化狀態中的“廢人”不再是勞動者，而是所有人。

這個批判邏輯更接近海德格爾那個沉淪中的“常人”。在一個一般器官學的批判性構架下，今天被斯蒂格勒指認為數字化資本主義的世界中，我們生活里的所有社會組織器官、交往和娛樂生活都被數字化技術的先天綜合所重新塑形，甚至我們身體器官和生存無時無刻都不能離開電腦操作系統、各種復雜的系統軟件和智能手機中的人造偽器官（應用程序）。

今天，大量建設中的高速公路和高鐵以及鋪設的無數網線和電信中繼站，并未改變人們出行的不便和信息的質性貧乏，生產機械化和自動化沒有讓人減輕勞作之累，反而增加了自身貶值和心理崩潰。知識內爆的結果是真知的毀滅，媒體對生活的操縱已經生成一種新型的暴力。最可怕的是技術對遺傳的直接操縱，這使制造被克隆的“假人”成為可能，這將是人類本身毀滅的開始。

斯蒂格勒認為，這已經造成了整個人類社會生存的一種系統性愚昧。其中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數字化的第三持存上的海量數據以光速不斷生成統計、處理和決斷，這使得所有主體性的綜合理性能力完全短路，由此產生一種可怕的斷裂。人的存在理由和生存能力（如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和改變世界，如何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如何購買商品等），都不再是我們自己的真實認知，甚至不是社會本身總體文化和知識的作用，而是在人之外、社會存在之外的海量數據產生出來的標準和方式。這應該是產生社會主體系統性愚昧的根本性緣起。

如前所述，針對數字化資本主義世界中發生的新情況，斯蒂格勒提出要接著馬克思的批判線索構序一種“新政治經濟學”，并且要續寫數字化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新的《資本論》，核心內容就是要關注數字資本主義對人類意識進行編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當然，筆者特別關注的方面，是斯蒂格勒并非一味地批判與否定，他也努力將在數字資本主義中消極的技術轉換為一種改變自身的“藥學”。他甚至提出要發動一個逆人類紀的進程，也就是將被數字資本主義畸性塑形的當代技術顛倒過來，積極建設一種巴塔耶式的新的經濟模式——貢獻式的經濟。

這倒真是一個新的積極的現實努力，即不打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情況下，以廢除技術私人占有的方式，讓創新性的技術從資產階級商品價值構式中徹底擺脫出來。這種新經濟的參加者通過對技能的投放以及在團體中的參與，完成區別于偽需要的特殊性的生存獨特性——個性化。這已經不僅是一種想法，斯蒂格勒已經這樣去做了！近年來，他在法國成立的組織集合了不同背景的人士，如工程師、哲學家、經濟學家等，聯合研究以及尋找一種新的工業精神。2006年，他在巴黎蓬皮杜中心成立了一家叫創新與研究中心的非贏利機構，組織了一批工程師和編程人員，發展研發出不少以合作為主題的軟件，包括音像材料的合作性注記，建基于推特的辯論平臺等。這些都是在嘗試探究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下后工業社會的發展前景，以及科技的解藥性，進而引導一種新的個性化，從根本上超越數字資本主義的奴役，建設一種全新的知識共產主義。這是斯蒂格勒激進思想和實踐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部分，一改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將批判構境僅停留在書本和空洞激憤中的烏托邦憧憬，是對現實革命實踐道路的實驗和有益探索。

斯蒂格勒的有趣之處，在于他對身邊隨處可見生活現象的高度形而上學的敏感，如同很多年以前本雅明對攝影技術的未來存在論批判和阿多諾對大眾文化的否定性預感一樣。斯蒂格勒關注的信息網絡構序起來的數字化生存與遠距彌漫布展的電影電視敘事話語，已經成為今天每時每刻都在塑形我們微觀存在瞬間的強大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斯蒂格勒是否真能完成數字化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論》，已經并不重要，倒是他在《技術與時間》和其他眾多論著中向我們展現的批判構境線索和充滿激情的不懈努力，真地令人感動，也的確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