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論道家并非老莊道家，而是漢代流行的黃老道家，學術界對此早有定論。對于黃老道家的研究，學者們主要集中于對道法結合、以道論法的理論體系之探討，故而黃老道家曾被稱為“道法家”。太史公從道家同百家之學的關系概括其學術要旨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中陰陽家列于首位，可見黃老道家同陰陽家的關系非常密切。此種關系具體如何往往語焉不詳，直至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出土，黃老道家同陰陽家的關系才得以顯現。

帛書《黃帝四經》的陰陽思想

《黃帝四經》被認為是戰國黃老道家奠基之作，蘊含著豐富的陰陽思想，“四時教令”、“陰陽刑德”、“陰陽災異”和“陽尊陰卑”是其主要內容，對后來興起的陰陽家學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時教令是《黃帝四經》的一個重要理論創造，它承續春秋以來盛行的陰陽觀念并做了關鍵性的推進。陰陽觀念在春秋時期只被用來解釋星隕、地震等異常和災害性的自然現象，《黃帝四經》則將其引入社會領域，用于解釋和論證社會現象，特別是政治活動。四時教令以陰陽觀念為理論基礎，以“因天時”為基本原則，強調人的社會行為必須依循天地四時陰陽之氣的消長之序。

陰陽刑德是黃老道家陰陽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對四時教令的理論提升。《黃帝四經》首創陰陽刑德理論，提出“刑陰而德陽”的思想，把一年分為春夏和秋冬兩段，并同德（即“德政”，溫和的政治，體現“天”對萬物的仁愛）與刑（即“刑政”，嚴厲的政治，體現“天”對萬物的威嚴）兩種治國手段相對應，主張“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和“贏陰布德，宿陽修刑”，以符合“陽節”和“陰節”。這是把陰陽消長的自然節律作為如何運用刑與德這兩種治國的基本手段的天道觀根據，使得刑德之施具有可操作性，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原則。

陰陽災異是《黃帝四經》的一個特色理論。重視自然災異并試圖進行解釋是中國古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但人們往往將自然災異的原因簡單說成是主宰之“天”對人類的警告。《黃帝四經》放棄了這種神秘的傳統解釋方式，運用陰陽四時理論解釋災異，認為災異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天地間的陰陽失調乃是社會政治刑德失序所致。

陽尊陰卑是《黃帝四經》的另一個特色理論。《黃帝四經》概括出“貴陽賤陰”的命題，并根據“凡論必以陰陽大義”和“諸陽者法天，諸陰者法地”的原則，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中所能觀察到的一切現象和關系概括為陰和陽兩類，屬于陽的一類居于主導和支配地位，屬于陰的一類居于從屬和被支配地位。《黃帝四經》列舉的“天地”、“主臣”、“上下”、“男女”、“父子”、“貴賤”等大量的對應關系都是陽尊陰卑的關系，決定這一切的是“陰陽大義”，即人道取法于天道，天道之陰陽決定了人道之尊卑。

《黃帝四經》的上述思想（“陽尊陰卑”除外，該思想未見于《黃帝四經》之外的先秦典籍），為戰國中后期的黃老道家所繼承和發展，在《管子》《呂氏春秋》等典籍中可以看到明顯的理論發展脈絡。

黃老道家與陰陽家的關系

以上所論四時教令、陰陽刑德、陰陽災異、陽尊陰卑四種理論，都與陰陽觀念有著密切關系。筆者認為，這四種理論都是先秦黃老道家將陰陽觀念運用于人類社會政治倫理領域而做出的思想創造，是黃老道家對春秋以來陰陽觀念做出的重要推進。由此必然聯系到一個重要問題，即黃老道家與陰陽家的關系。以往學界通常把四時教令、陰陽刑德等思想歸之為陰陽家，而筆者認為這四種理論是戰國中期道家黃老之學的思想創造，為戰國晚期陰陽家汲取而成為陰陽家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理由如下。

一是陰陽家是先秦重要學術流派中最晚出現的一家。一般來說，某家之學之所以能夠稱為“家”，須具備代表人物或創始人、代表著作、獨具的思想體系、傳承系統等條件、要素，用這些條件、要素來衡量，陰陽觀念雖產生甚早，但一直比較零散，還不能稱為陰陽家，直到戰國晚期的鄒衍才開創了學派并有人傳承。而此時的道家黃老之學，至少已活躍了半個多世紀。

二是現存史料所見的鄒衍思想，其中只有五德終始說和大九洲說，并無四時教令等思想內容。鄒衍的著作早已亡佚，其中是否包含了四時教令等思想，尚無確鑿證據。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思想的要旨是“序四時之大順”、“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即所謂四時教令。當然，我們可以推論，既然四時教令等思想是陰陽理論的主要內容，鄒衍作為陰陽理論的集大成者，思想中理應包含這部分內容。但退一步說，即使鄒衍著作中確有四時教令等思想，也不可能是首創或獨創，因為在他之前的道家黃老之學中就有了比較成熟的四時教令等思想，《黃帝四經》《管子》早于鄒衍，這在學術界是沒有異議的。

三是《黃帝四經》是道家黃老派的奠基之作，內容反映了戰國中期黃老道家的思想成果，其中的四時教令等思想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以陰陽推論社會政治與倫理的史料，明顯早于鄒衍。《黃帝四經》的四時教令、陰陽刑德等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將早期的陰陽觀念提升為哲學理論，這對于陰陽理論的發展至關重要，顯然，陰陽觀念如果一直停留在用來解釋異常的自然現象階段，就不會大行于世并發展為一家之言。可見，陰陽家終能成為“六家”之一，離不開《黃帝四經》的理論貢獻，也離不開《管子》《莊子》外雜篇等黃老道家著作對這一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四是陰陽家是陰陽五行家的簡稱，鄒衍“深觀陰陽消息”、“明于五德之傳”學說即陰陽說與五行說的結合，而《黃帝四經》卻只見陰陽不見五行，說明成書時陰陽說與五行說尚停留在各自獨立發展階段，未合流為陰陽五行說，但四時教令、陰陽刑德等思想已在《黃帝四經》中出現并比較成熟了。陰陽說與五行說合流于《管子》，學界對此大體無異議，沒有陰陽說和五行說的合流，就不會有陰陽五行家的出現。鄒衍創立陰陽五行學派，離不開《黃帝四經》《管子》的理論貢獻。

五是《黃帝四經》的四時教令、陰陽刑德等思想，在《管子》中大體都有傳承和發展。《管子》成書于戰國中期，早于鄒衍，可看作《黃帝四經》與鄒衍之間的中間環節。如果齊人鄒衍的已佚學說中包含四時教令、陰陽刑德等內容，也應是通過齊文化的代表著作《管子》傳承而來。

六是《呂氏春秋》的“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等文獻中確實包含著豐富的四時教令、陰陽災異等思想，但都是陰陽家出現后的作品，有可能傳承自陰陽家，也可能直接傳承自黃老道家，需要具體論證。

七是黃老道家的某些同陰陽觀念有關的思想乃是自家獨有的特色理論，如陽尊陰卑的理論僅出現在《黃帝四經》中，鄒衍的遺說以及《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都未出現。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對陽尊陰卑的思想大加發揮，這部分內容只能是直接承自黃老道家，同陰陽家并不相關。

總之，四時教令、陰陽刑德、陰陽災異、陽尊陰卑的思想是黃老道家的重要思想創造，不能因為其中有濃厚的陰陽觀念就把它們看成只屬于陰陽家的思想。在鄒衍創立陰陽家學派之前，這些思想就作為黃老道家的理論一直在流傳和發展，后來的陰陽家接受了這些思想并納入自己的體系，成為陰陽家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陰陽家對漢代學術思想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很多學者在討論漢代學術（例如董仲舒）的相關思想時，都把它們看作受陰陽家理論的影響。從陰陽家的成熟形態及其歷史影響看，固然是未嘗不可的，但不應忽略一個事實，四時教令、陰陽刑德等理論在成為陰陽家學說的有機組成部分之前，曾經作為黃老道家的重要理論而長期存在。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出土簡帛文獻與道家哲學的發展演變研究”負責人、首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