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春秋公羊學為主的今文經學從莊存與開始，到晚清的康有為，有一個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發展過程，照著講又有從重大義到重微言的變化，這是今文經學自身獨特的學術與中國社會在清代發展的具體狀況，二者交互作用所決定的內在演化邏輯。

今文經學作為清學的

附庸而存在

莊存與生活在清學興盛的乾隆年間。有別于其他清學學者專注文字訓詁，他重視春秋公羊學的義理發明，正是在此意義上，莊存與被公認為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創者。重文字訓詁的清學，是漢武帝以來經學經歷了以五經為經典的漢學，與以四書為經典的宋學之后，在清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必然出現的經學形態。經過以外王為重點的漢學與內圣為重心的宋學發展之后，傳統經學內圣外王的意蘊基本闡發殆盡，加之清王朝的文化專制，漢武帝以來經學的發展只能走向以宗《爾雅》《說文》的文字訓詁一途。

清學雖然極其推崇文字訓詁，但并不排斥對經典固有義理的發明，如惠棟有著名《九經古義》，春秋公羊學的義理自在其范圍。但在清學話語權的背景下，對春秋公羊學的義理發明，只能是對已有理論的發明，而不是結合社會的歷史變化來創新發展。由此決定清代最早出現的今文經學，只能是照著講的今文經學，是作為清學的附庸而存在。所以，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宋翔鳳等照著講今文經學的著作，都能被收入按照清學標準選錄的《清經解》。

“照著講”的今文經學有一個從重大義到重微言的發展。今文經學講求的微言大義，盡管被視為對圣人之道的發明，但二者還是有區別的。大義講尊尊為主的政治倫理原則，千古不變；微言則是通過解讀經典的所謂隱微文字來發明自己的理論，可以隨時代的變化而作不同的解讀，并因人而異。清代最初講今文經學的莊存與和孔廣森，都只重視對經學大義的說明，專注于對其中政治理論原則的發明。莊述祖開始對微言的重視，劉逢祿發揚光大，以三科九旨的微言為經學根核來解讀春秋公羊學，統攝群經，否定古文經學，攻劉歆作偽，將清代“照著講”的今文經學推到高峰。但不管是重大義，還是重微言，都是用清學的范式來發明漢代今文經學的已有理論內容，缺乏今文經學與社會現實相結合的精神。

宋翔鳳、龔自珍、魏源講的今文經學，也基本上屬于“照著講”的階段。但宋翔鳳以素王說孔子、解《論語》，則開啟后來“接著講”的利用孔子改制說來建構兼容古今中西經學理論的端緒；梁啟超說龔自珍、魏源的今文經學以經議政，雖在他們的著作中查無實據，龔自珍在總體上也難以定性為今文經學家，但他借三世說來建立自己富有時代意義的歷史觀；魏源強調治學合一，則可以引導出與時代相結合的具有時代內容的今文經學，都對開啟清代今文經學“接著講”的階段具有直接影響，可以說是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過渡。

借今文經學構建新經學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進入古今中西的歷史交匯點。面對千古未有的大變局與救亡圖存的歷史課題，亟須一種嶄新的理論來解答中國向何處去。盡管當時的中國還缺乏產生這一理論的社會條件，但有無數思想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探索這一問題。而任何時代理論都必須從以往的思想中借鑒其素材，傳統的宋學缺乏政治關懷，漢學的古文經學恪守經典文本，清學更是以文字訓詁為宗，都難以成為新理論構建的思想資源。而今文經學講求的大義具有關注現實的精神，微言可以成為發揮任何理論的形式，理所當然地成為晚清最適合利用來構建新理論的思想來源。清代今文經學的“接著講”出現在鴉片戰爭以后，正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呼喚新的時代理論，與春秋公羊學理論特質二者契合的產物，這也是今文經學在晚清能夠風靡一時的深刻原因。

“接著講”的今文經學，不再只是對已有的今文經學理論的發掘，而是以社會現實為觀照，結合時代問題，借今文經學講求微言的形式，以孔子改制的理論形式，以古今中西的視域來構建具有時代內涵的新經學。“接著講”的今文經學已經完全突破了清學的藩籬，西漢今文經學與現實相結合的真精神這時才得以獲得生命力。“接著講”的代表是廖平、康有為，但他們是從不同方向來構建各自包容古今中西的新經學的，因而他們的“接著講”具有不同的時代意義。

廖平固守尊孔尊經的立場，將孔子神化為囊括古今中西、六合內外的神圣，以孔經人學、孔經天學的名目，建立起了一個兼容古今中西各種學說的近代經學理論體系。但他只是將各種學說附會為經學的內容，并沒有將其真正熔為一爐，所以，他的經學六變是越變越奇，最終落得個連他的學生也不知所云的結局。但他的經學無疑包含近代古今中西的時代內容，具有與現實社會問題相結合的特點，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說，都已不是漢武帝以來的經學，而是帶有近代古今中西背景下時代特色的新經學。

康有為的新經學

清代今文經學“接著講”最富有時代意義的是康有為的新經學。但康有為的“接著講”，存在戊戌變法前后的不同。在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以政治家的熱情，借助孔子改制說宣傳自己的維新變法，服務于戊戌變法，僅就其經學內容而言，他同廖平一樣，都是打著孔子的旗號，以古今中西各種學說來構建自己的經學體系。廖平以民主等觀念源出孔經，康有為則是借孔經以宣傳民主等觀念。但在當時，康有為的考本卻能夠發生颶風、大地震一樣的社會影響，而廖平卻影響甚微。

戊戌變法以后，康有為主要是以思想家的身份，懷抱為全球蒼生謀幸福的大同追求，來從事理論探索。他將經學視為包容天地宇宙、古今中西的大全，雖然認為孔子之道與其他學術有大小精粗之分，但同時認為古今中西的各種學說都有各自的存在價值。這是將世界的一切學術都視為經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不同于簡單的附會為說，而是帶有主觀自覺的理性認知的真正融合。康有為以傳統經學的經典為本，來融合古今中西，成功與否是一回事，但他開創了第一個真正立足于經學，自覺融合中西、統攝古今、包容宇宙的新經學思想體系。

康有為“接著講”的今文經學，雖是清代今文經學發展的最高成果，但也沒有解答中國向何處去的課題。盡管如此，“接著講”的今文經學熔古今中西為一爐，都帶有否定漢武帝以來經學的歷史意義，體現了漢武帝以來經學終結的歷史必然性。同時，對我們今天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兼容各國文化有益成分構建具有世界影響的思想文化體系，也具有啟迪意義。而“接著講”的今文經學對古文經學的否定，則直接開啟了以“古史辨”為旗幟的近代疑古辨偽思潮。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今文經學新論”負責人、四川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