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文學理論從形式主義到歷史主義“向外轉”的大趨勢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興起于歐美，其間由于信息傳輸、觀念意識和國情差異等問題，這一趨勢在中國顯得后發。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變化，文化理想訴求所主導的文學理論對于社會現實表示關注、進行干預。然而文化研究如何與文學理論相互交融，如何取得文學經驗的支撐和檢驗，如何提高自身的品位，仍是一個有待解決和完善的問題。

21世紀以來，傳播媒介的迅猛發展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想，信息傳播的方便快捷使得任何學說理論都可以適時共享。而如今的文學理論研究，只有訴諸中國的本土問題，立足自己的學術本位，才是真正具有建設意義和實際價值的。因此我們審視晚近文學理論“向外轉”的大趨勢，首務在于秉持“回到中國問題，推進中國學術”的宗旨，立定腳跟、接住地氣，放出眼光、面向未來，從而在觀念、理論、話語、論爭、方法等方面形成獨具特色的思想路徑和充滿活力的理論建樹。

“話語轉向”的歷史主義取向

“話語轉向”是晚近文學理論發生最重要的方向轉換之一，要義則在于尋繹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等對于話語的構成和運用的制約作用，它關注的并不僅僅是純粹的語言形式和結構，更是潛藏在其背后的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可見，話語是語言但又超越了語言，具有鮮明的歷史主義取向。

近代以來，中國文論一直致力于重建自己的話語系統而從未停息和懈怠，一批又一批開風氣、領潮流的有識之士在新知與舊學、現代與傳統、域外與本土、高雅與通俗等多種力量關系之間作出抉擇、尋求出路，使得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系統的事業與時偕行、骎骎日進，在若干重要的時間節點上樹立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里程碑：如中國最早一批接受西學洗禮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等對于“新學語”的吸納和輸入；高舉“文學革命”大旗的五四弄潮兒胡適、陳獨秀、魯迅等對于白話文學的倡導；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對于蘇聯及日本左翼文學文論觀念的接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理論創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文學觀念的發展和“兩結合”的提出；新時期文論向文學審美本質的回歸及新方法的引進；世紀之交“全球化”浪潮的沖擊激發了文學理論話語的本土自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文化研究取代文學研究之勢造成理論話語的蛻變與更新；當前網絡話語的爆炸對于文學理論話語的滲透和浸潤等。

總之，無論是時代變遷、體制更替還是社會思潮的激蕩，其中種種權力關系的博弈都會在文學理論話語的嬗變中及時得到回應、引起反響。

“文學經典之爭”的核心問題

從20世紀70年代起，人們發現一個長期習焉不察的事實，以往的文學經典幾乎清一色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種的、歐洲的、男性作家之手筆。這一“經典壁壘”是建立在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級歧視、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見之上的，帶有顯著的意識形態意味和文化政治色彩。可見，所謂“文學經典之爭”的核心問題就是“文化權力之爭”。

文學經典之爭在20世紀90年代初傳入中國，而推動這場論爭趨于深化的原動力還是本土的文學創作：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形色色社會新成員的形象魚貫而行進入文學的視野，如下崗工人、待業青年、公司員工、自由職業者、農民工、小老板、北漂族、新移民等，對于底層民眾這一文學群像的傾心打造，成為當今文學一道十分搶眼的亮色。其次，與各種文化身份、權力關系相對應的寫作模式的形成，如底層寫作、女性寫作、80后寫作、海外華文文學寫作等，這些寫作模式往往是因其所代表的身份政治和權力關系而成立而成名的，正是這一點，使之與往常的寫作模式相比，特別透出一種銳氣。再次，對于文化身份、權力關系的文學表達，推助了許多中國問題的浮現。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這種文化權力的較量擴展到貧富、城鄉、地域、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總之，上述諸端推動文學理論達成一個共識：文學經典與文化權力相關，它是文化權力聚集、爭奪的力場，晚近以來文學經典之爭演變為一場文化權力的博弈，乃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文化大變動、大分化、大重組的時代大潮的激蕩。

重新認識“癥候解讀”方法

國內學界對于大眾文化/文化產業的考量曾一度套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而存在一定偏差。法蘭克福學派出于20世紀上半葉血與火洗禮的特殊遭遇，對于大眾文化予以嚴厲的批判和譴責，是事出有因的，也是落下了內在“癥候”的，如果將這種絕對拒斥的立場不加分析地加諸時過境遷、情況已發生變換的當代大眾文化/文化工業之上，那就不合時宜了。

這就需要運用“癥候解讀”的方法對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進行重新認識。所謂“癥候解讀”是指在閱讀對象中往往會暴露出某些空白、缺失和沉默，而讀者必須像醫生診斷和治療病患一樣，從這些“癥候”切入，去發現更大、更重要的問題。這是馬克思在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經濟學基礎上提出剩余價值理論，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程中所創建的研究方法。

法蘭克福學派將大眾文化/文化工業的負面無限夸大，而對其正能量卻隱而不彰，這就使批判理論被挪用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時多有失當和失效之處。當今中國的文化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受到經濟活力的驅動而煥發的創新性、開拓性和生長性，在現代科技突飛猛進時代得益于技術支撐而顯示的先進性、高效性和革命性，以及在經濟活力和科技力量共同推助之下日新月異造福于人類的人文內涵，都不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能夠給出確切說明的。

對于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所作的“癥候解讀”，使我們產生一個重要的感悟：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至今仍不失為一種思想資料和歷史借鏡，但用以匡范現實問題則已不足為訓，當今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眾文化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方興未艾、如火如荼，對其正能量，我們理應突破以往的一些思想局限和理論誤區，給予充分的估量和積極的倡揚，并在文學理論上作出科學的闡釋和論證。

（作者為揚州大學教授，專著《從形式主義到歷史主義：晚近文學理論“向外轉”的深層機理探究》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