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國演義》在泰國的傳播模式研究”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以其非凡的敘事技藝、全景式的戰(zhàn)爭描寫、鮮明的藝術特征，展現(xiàn)了東漢末年群雄逐鹿、三國爭雄的戰(zhàn)爭畫卷。自16世紀成書以來，《三國演義》就不斷被人們傳誦、閱讀和品評，其影響早已走出國門，被譯成英、法、日、韓、泰、馬來、印尼等數(shù)十種語言，有的國家甚至有多種譯本。

眾所周知，由于歷史和文化上的關聯(lián)，《三國演義》在日本、韓國、越南等漢文化圈國家的影響巨大，傳播廣泛。在中南半島的泰國，《三國演義》同樣深受歡迎，在傳播廣度和嵌入當?shù)匚幕�的深度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泰國人對于中國的“三國”人物，如諸葛亮、關羽、趙云、劉備、張飛、周瑜等如數(shù)家珍，對“桃園結義”、“草船借箭”、“火燒赤壁”、“空城計”等三國故事耳熟能詳，由此可以管窺泰國人對《三國演義》的熟稔與喜愛程度。

《三國演義》的第一個泰文譯本1802年才出現(xiàn)。當時曼谷王朝一世王為了重振因泰緬戰(zhàn)火涂炭而衰落的泰國古典文學，御令當時的財政大臣、大詩人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譯《三國演義》，并將其作為中興泰國“國家文學”的重要舉措之一，由此誕生了《三國演義》的經(jīng)典泰譯本《三國》（Samkok，以下簡稱“洪版《三國》”）。洪版《三國》內(nèi)容引人入勝，行文流暢優(yōu)美，語言簡潔明快，別有一種獨特的風格和韻味，被人稱作“三國體”。在隨后二百多年間，《三國》在泰國逐漸流傳開來，受到泰國人的喜愛和推崇，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洪版《三國》在泰國并不僅僅是一部外國文學譯作，它已被泰國人視為本土文學的經(jīng)典，對泰國文學發(fā)展影響巨大。它不僅結束了一直以來泰國韻文體文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還推動了泰國古小說文類的生成，進而促進了小說文類在泰國文壇的生成和發(fā)展，為近代西方新小說在泰國迅速蔓延、將泰國文學推進到現(xiàn)代發(fā)展階段打下了良好基礎。20世紀初，洪版《三國》被曼谷王朝六世王時期官方權威的“文學俱樂部”評為“散文體故事類作品之冠”，部分章節(jié)后來還被選入中學泰語教科書。此后，各種版本的泰文《三國》重譯本、簡譯本、縮編本，以及以三國人物和故事為主要內(nèi)容的創(chuàng)作本、闡釋本、評論本不斷涌現(xiàn)，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截至2014年已多達150余種，今天仍在不斷推陳出新。泰國人對三國典故信手拈來，還創(chuàng)造出獨樹一幟的泰式“三國”政治文化和經(jīng)濟文化。可以說，《三國》已經(jīng)深植于泰國人日常生活之中，成為泰國人文化傳統(tǒng)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國演義》在泰國的傳播，是一個經(jīng)典的跨文化文學傳播范例，對于考察文學如何進入異文化語境并取得良好傳播效果以及文學的譯介與發(fā)生學等，均有重要參考意義。時至今日，國內(nèi)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很欠缺，盡管已有不少文章對此有所涉獵，亦有部分散見于諸如泰國文學史、譯介史和文化交流史的專著中，但除裴曉睿、饒芃子等少數(shù)學者對相關問題做過學理層面的討論外，基本都限于對《三國演義》譯介概貌等介紹性的文字。整體看，泰文《三國》的研究主體在泰國，泰國學者因循“比較研究”和“政治研究”兩種主流研究范式，以及近年來興起的藝術文化研究，通過文本細讀和比較的方式，進行《三國》的影響研究和發(fā)生學研究。這些成果盡管質量很高，但也普遍存在一些不足，《三國演義》在泰國傳播的歷史過程被簡單化和平面化了，很難了解傳播過程的全貌，也無法從整體上把握傳播的內(nèi)在機制和傳播模式。為了更好地討論這個問題，需要先從觀念和視角上做出改變。

一是在跨文化文學傳播中，占據(jù)主導的并非文本傳播方，而是文本接受方。文學傳播往往習慣站在傳播方的視角，片面強調元文本的價值，即以文學文本輸出國為中心的視角。在本研究個案中，既往研究多強調《三國演義》的經(jīng)典性和藝術價值，單方面凸顯其施與影響的一面。但作為接受國一方的泰國，并非一味被動地接受。恰恰相反，它所接受的《三國》不是簡單對原文內(nèi)容的“忠實”傳遞，而是經(jīng)過泰國文化的篩選和過濾，將其吸納到泰國文學的傳統(tǒng)之中，內(nèi)化為泰國本土文學的一部分。在此過程中，泰國享有充分的選擇主動權。

二是跨文化文學傳播本質上是文化傳播，傳播不僅處于泰國的文學場域之下，也處于更宏大的社會場域之中，受到社會條件的制約。以往研究多拘泥于單一文本細讀方式，忽略社會文化關聯(lián)。將《三國演義》的傳播置于更宏大的泰國社會文化背景中，引入社會和歷史維度，才能展現(xiàn)傳播的宏觀整體，洞見《三國演義》譯介和眾多重寫創(chuàng)作背后的動機。

三是跨文化文學傳播過程十分漫長，并非一蹴而就，由多重不同層級的傳播共同構成。文學傳播本身就比其他類型的傳播更復雜和緩慢，加上“跨文化”的約束，要實現(xiàn)深度傳播，過程就更漫長了。在傳播過程中，接受者可能通過反饋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本或文化事象，從而成為下一次傳播的傳播者。這些大大小小不同層級的傳播，共同構成了傳播活動的整體，它是動態(tài)的，形式多樣，手段靈活。

四是傳播的文本具有多元化特征。在泰國傳播的《三國演義》文本帶有“雙重主體性”，即有羅貫中的中文原版和洪版經(jīng)典泰譯本兩個傳播“元文本”，真正讓《三國演義》在泰國流傳開來的，是以洪版《三國》為元文本的二次傳播。傳播不僅是書面文學文本，還包括口傳文藝、戲劇表演、神廟活動、壁畫雕塑乃至漫畫游戲等廣義文本或超文本。這些不同類型的“文本”針對不同人群，對于推動《三國演義》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傳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是文學文本是文學傳播研究的基礎。《三國演義》在泰國的傳播畢竟屬于文學傳播，區(qū)別于其他類型的傳播，仍要強調文本的文學性，文學的文本是此類研究的基礎。引入社會和歷史的維度，并不意味著無視文學文本固有的文學性規(guī)律，拋開文本而空談社會歷史是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