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問題是一種全球性的治理難題，反貧困是世界各國應對該問題的重要戰略舉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中國的反貧困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嚴峻復雜的挑戰。在農村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均已大幅縮減的脫貧攻堅階段，如何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成為一項艱巨的歷史性任務。在當前的反貧困實踐中，社會工作的作用越來越受到相關部門重視。2017年6月27日，民政部、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支持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指導意見》。至此，我國反貧困中的社會工作介入不僅擁有了制度上的合法保障，而且獲得了政策上的頂層支持。如何推動社會工作精準介入我國反貧困實踐，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四個維度進行相關思考。

緊扣必要性維度 找準角色定位

必要性維度強調社會工作對反貧困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對于反貧困實踐來說，社會工作介入是社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對單一行政型扶貧缺陷的一種彌補，而且是開展多方合作型扶貧實踐的一種必需。就社會工作而言，對反貧困實踐的介入被視為其在本土化、專業化和職業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既是社會工作在“中國道路”上堅守與踐行專業使命的必然選擇，又是社會工作走出社會承認不足之困的必由之路。

社會工作與反貧困之間的關系決定了兩者在角色定位上具有互補性。以社會工作為立場，反貧困實踐是其在“讓渡空間”基礎上來開拓發展空間的“實驗場”。通過介入本土化的反貧困實踐，社會工作的專業性和職業化水平都將有質的提升。以反貧困為立場，社會工作有助其實現精準化、整合化和持續化。作為精準扶貧工程的專業力量，社會工作通過扮演評估者角色來精準識別貧困人口和致貧原因，扮演整合者角色來動員與協調各方扶貧力量和扶貧資源，扮演使能者角色來激發和提升扶貧對象的進取精神和可行能力。它可以拓展對“扶持誰”、“誰來扶”和“怎么扶”三個關鍵性問題的回答思路。

用活契合性維度 發揮比較優勢

契合性維度突出社會工作與反貧困之間是天然同構的。社會工作是兼具專業價值理念與科學助人方法的學科體系與職業類型，反貧困是在一定價值導向下運用科學方法實現脫貧目標的共同行動和系統實踐，兩者之間在結構上具有相似性。首先，價值結構上相似表現為方向性契合，即兩者都特別關注弱勢或貧困群體福祉的改善，追求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實現。其次，認識結構上相似表現為動態性契合，即兩者都逐步將弱勢或貧困的根源歸結為社會制度排斥與結構資源缺失。最后，方法結構上相似表現為科學性契合，即兩者都強調運用規范而具體的程序、系統而專業的方法實現其價值目標。

社會工作與反貧困之間的相似結構有利于在反貧困中深度融合社會工作，并發揮其比較優勢。理念上，“助人自助”、“案主自覺”、“信任”等價值可引導反貧困從行政化轉向人性化，堅持以人為本，尊重扶貧對象的需要和權利。理論上，“優勢視角”、“賦權增能”、“社會支持”等思想資源能促進反貧困從依賴外部支持的救濟模式，轉向挖掘內在動力的發展模式，在消除社會排斥和文化貧困的基礎上，著力提升扶貧對象自我脫貧的主動性和可行能力。方法上，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社會行政等科學方法及相關介入技巧會推動反貧困從剛性干預轉向柔性治理，以扶貧對象的問題和需求為中心，通過塑造貧困者和貧困區域的主體性來實現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

關注失調性維度 正視實踐困境

失調性維度反映社會工作融入反貧困所遭遇的制約因素。政府層面上，“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原則在地方扶貧實踐中常因粗放式扶貧模式的慣性影響而變為“政府單一支配、社會被動參與”，這不僅增加政府的財政投入和行政成本，還擠壓社會工作對反貧困的貢獻空間。社會層面上，不但扶貧對象對社會工作依然陌生，而且民間社會組織發育不良，這侵蝕了社會工作對反貧困的貢獻基礎。自身層面上，當前社工人才和服務機構不但存在數量上的巨大缺口和質量上的良莠不齊，而且存在城市與農村、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等結構分布上的不均衡，這削弱了社會工作對反貧困的貢獻力度。

社會工作所面臨的現實阻礙必然會使其陷入實踐困境。一是角色扮演困境。作為“大扶貧格局”中的多元主體之一，社會工作在反貧困實踐中常難以保持獨立性與自主性，其與政府的合作性“補位”關系易被化約為從屬性“重位”關系。二是社會承認困境。我國社會工作尚未發展出明顯的職業特征，其社會的知曉度、認可度以及尊重度都處于較低水平，扶貧對象特別是“三區”貧困者不僅對社會工作所知甚少，還會因思想觀念保守而對社工持有警覺和防備的心理，甚至直接拒絕其服務。三是服務能力困境。現有的專業社工和服務機構在回應扶貧對象海量化、多樣化、動態化和復雜化的服務需求時顯得力不從心，它們既因從業者的數量有限且區域分布不均而在服務對象、服務內容等方面缺乏介入廣度，又因從業者的專業素養不高、扶貧經驗不足、地方知識匱乏而在服務方法、服務措施等方面缺乏介入深度。

把握可及性維度 深化路徑選擇

可及性維度指涉反貧困社會工作介入服務與扶貧對象之間的匹配程度。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時空可及性，又稱可接近性，即扶貧對象能夠及時而方便地獲取社工服務。二是經濟可及性，又稱可承受性，即扶貧對象最小化地承擔社工服務的經濟成本，乃至免費享受相關服務。三是內容可及性，又稱可獲得性，即所供給的社工服務符合扶貧對象的需求量和脫貧要求。四是方式可及性，又稱可適合性，即扶貧對象適應并認可社工服務的供給方式。五是結果可及性，又稱可滿意性，即扶貧對象在參與社會工作的反貧困介入服務中，滿足于自身脫貧能力的提升和生存境況的改善。就供給方而言，制度環境、資源配置、財稅支持、服務能力、供給流程等因素會影響社會工作介入反貧困服務的可及性。就需求方而言，可及性的影響因素主要表現為扶貧對象的個人特征（比如教育程度、對社會工作服務的認識和態度）及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

可及性是衡量社會工作實際介入成效的重要標準。在找準角色定位、發揮比較優勢、正視實踐困境的同時，我們需要推動反貧困社會工作的精準化發展，全面提高其介入服務與扶貧對象之間的匹配水平。第一，在實現可接近性方面，通過加強頂層設計，完善社會工作介入反貧困的具體制度建設，從國家發展戰略和整體規劃層面，推動本土化的專業社工和在地化的專業機構均衡分布、深入基層、持續服務。第二，在實現可承受性方面，通過完善財稅支持政策，設立專項發展基金，在加大政府購買相關服務項目力度的同時，開拓社會捐贈、公益創投、網絡眾籌、社會企業等替代性經濟來源，以保障公益性原則。第三，在實現可獲得性方面，通過加強能力建設，提升社工的專業水平和職業技能，打造社工機構的規范治理結構和服務網絡品牌，開展一系列“接地氣”的介入活動，以滿足扶貧對象的實際脫貧需求。第四，在實現可適合性方面，通過創新服務供給模式和策略，在加大輿論宣傳力度、提高扶貧對象對社會工作承認度的同時，增強社工的文化敏感力，推動社區為本的社會工作扶貧模式，促進扶貧對象在社區參與中提升自身的脫貧能力。第五，在可滿意性方面，通過加強質量監控、評估與反饋，在健全政府對社會工作反貧困服務的監管制度、加強社會工作行業組織的自律約束的同時，完善社會監督，引入第三方監督評估制度，提高扶貧對象的滿意度。

（本文系安徽省軟科學研究計劃“安徽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發展政策研究”（1502052086）、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人才支持計劃項目“社會工作視閾下農村留守兒童的道德社會化問題研究”（gxyq201702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安慶師范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