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里沒有列出“中國語言學史”，按照慣例，它一般歸入“語言學及其他學科”部分。雖然尚未確立獨立的學科地位，但中國語言學史學科的重要性卻不容忽視。它是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熟的語言學史研究是語言學學科成熟的前提和標志。中國語言學史學科的不成熟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尚未建構起相對完整的學科理論體系。二是“部分大于整體”的研究現(xiàn)狀。關于中國語言學的分支學科史，如“漢語音韻學史”、“漢語語法學史”等著作數(shù)量較多、質量較高，而作為“整體”的“中國語言學史”研究卻相對滯后。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特別是在構建學科理論、學科框架等方面。目前有不少學者已經(jīng)意識到了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緊迫性。我們應當從五個方面進一步加強中國語言學史研究，從而不斷地推動學科的建設和發(fā)展。

首先，重視對語言學原始文獻的通讀。中國語言學史研究專家傅杰指出，“學術史是最難‘研究’的，因為頭緒紛繁，難以把握也難以深入。但同時學術史又是最‘易’寫的，因為可以不讀原著，據(jù)成說而敷衍成書。語言學史亦不例外”。某些學者所從事的語言學史研究確實存在依賴二手材料的情況。如果學者僅憑拼湊和抄襲相關著作，生硬地將其中的內(nèi)容組裝在一起，那么肯定寫不出好的中國語言學史著作，更不可能有學術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因此，研究者要慎用二手材料，要仔細地通讀原始文獻，這是提高語言學史研究水平的不二法門。這就需要研究者首先摸清語言學原始文獻的“家底”，以便更好地獲得原始文獻資料。例如，民國時期是中國語言學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但語言學界對這一時期的語言學文獻一直沒能摸清“家底”，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語言學史研究的深入。因此，研究者需要認真搜集和整理語言學文獻，在獲取第一手文獻的基礎上，更全面、更有深度和更專業(yè)地進行語言學史研究。

其次，語言學史研究的“斷代”選擇要適當。由于時間、精力的限制，研究者可能會對中國語言學史進行“分期劃段”研究，以便更準確和更深入地掌握某一時期語言學的歷史發(fā)展狀況。在進行分期的時候，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中國語言學史難以絕對地“斷代”。“語言學史”與“語言史”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語言史”大體上可以“斷代”，而“語言學史”卻無法絕對地“斷代”。例如，民國時期的學者對《說文解字》有一些研究，他們可能參考了宋代人的相關研究成果，但研究“民國語言學史”卻不一定先要研究清楚宋代語言學史。對此，我們還可以換一種表述方式來解釋：“斷代”要考慮研究對象是“零基礎”還是“層累地發(fā)展”。那些前無古人、開風氣之先的語言學思想及語言學研究實踐，我們可以看作是“零基礎”的語言學研究；那些既有繼承又不斷地有所創(chuàng)新的語言學研究可以稱作語言學的“層累地發(fā)展”。當“一種語言學”是“零基礎”的時候，其“斷代”自然就很容易；當“一種語言學”是“層累地發(fā)展”的時候，其“斷代”就比較有困難。當然，我們所說的“零基礎”和“層累地發(fā)展”也只是相對而言，不能絕對化，要依據(jù)具體研究情況而定。

再次，要重視“史論結合”。以往的語言學研究中較少使用“史論”一詞，中國語言學界應該強化這個概念的使用。“史論結合”中的“史”是語言學史料，主體部分是語言學文獻，還包括體現(xiàn)某種語言學思想的學術活動；“史論結合”中的“論”是指語言學評論、語言學結論。語言學界有過“學史求真、學理求通”的說法，但提出“史論結合”這一表述的學者卻不多。其實，這兩種提法有互相重疊的地方，“史論結合”則更為全面一些：“學史”本身不局限于“史料”，“學理”是“史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語言學論著“文獻”是“史”的主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語言學史的主體部分應該是“論”，而不能只是“史”。連接“史”、“論”的重要橋梁是正確的語言學觀念和嚴謹?shù)倪壿嬐评怼ＵZ言學論著、評論和結論、語言學觀念、邏輯推理，它們是中國語言學史研究的“四個關鍵”。客觀、平和、嚴謹?shù)摹罢摗笔侵袊�語言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避免“卷入是非”，刻意地回避“語言學評論”，那不是中國語言學史研究者應有的學術態(tài)度。

復次，重視中國語言學思想史研究。我國著名語言學家魯國堯指出，中國語言學并不是“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其實，“語言學也有思想史”。語言學思想史是從語言學家群體成果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從事語言研究的一些重要思想原則和方法論，是探討語言學發(fā)展演變的“共性”特征，它本身就是對語言學史的進一步概括和抽象。因此，包含了“語言學思想史”研究的語言學史著作會更有系統(tǒng)性和理論性。

最后，語言學史研究要慢工出細活，切忌空疏浮躁。中國語言學史研究需要長期的學術積淀，不能倉促為之。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最終成果的前期基礎。階段性成果可以內(nèi)容細致、篇幅長一些，但最終研究成果（主要是“史論”部分）應該盡量壓縮篇幅、簡明扼要。也就是說，最終研究成果不是把書“寫厚”而是要“寫薄”。在研究方式上，多人分工合作不是研究語言學史的有效途徑。中國語言學史研究需要通讀中國語言學的相關論著和文獻資料，但這與“文獻古籍整理”工作在性質上很不相同。某些“文獻古籍整理”可以各自為政，一人一本、多人分工，然后將各自成果匯集起來就可以了。如果以這種方式研究語言學史，其結果最多算“語言學文獻資料匯編”，而不是真正有理論、有系統(tǒng)的語言學史著作。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語言學史研究更多地屬于“一個人的戰(zhàn)斗”，需要耐得住“長期的寂寞”。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國語言學史”（12XYY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