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處皖南低山丘陵地區，這里“商成幫，學成派”，是傳統中國研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區域社會之一。近數十年來，“徽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專門之學，走在了明清史研究的前沿。然而，“徽學”要在新世紀保持其獨特的學術魅力，除理論視野、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的更新之外，很大程度上更有賴于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中，徽州日記就是頗為重要的一種來源。

日記是記錄作者個人生活、見聞及思想的一種史料。所謂“徽州日記”，是指有關徽州內容的日記，以及徽州人撰寫的日記。以往學界習知的徽州日記，主要有《汪悔翁乙丙日記》《春帆紀程》《畏齋日記》等，其中，篇幅較多的《畏齋日記》廣為學者重視。在這方面，負責整理、出版《畏齋日記》的劉和惠先生，曾作有《讀稿本〈畏齋日記〉》，對《畏齋日記》反映的階級關系（階級對立、高利貸、土地田租買賣）、社祀、物價和其他（如會文、罷市、天象與地震、氣象）等，均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此后，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澀谷裕子、現就職于早稻田大學的熊遠報、韓國高麗大學的權仁溶以及筆者本人等，也都對該書作過專門探討。東亞各國學者對于《畏齋日記》的關注，反映了該書在明清史研究領域所獨具的重要價值。不過，劉和惠標點、整理的《畏齋日記》，雖然基本上保存了原貌，但卻作了一些刪節。而從現存于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的《畏齋日記》稿本來看，被刪節的部分（如反映民情風俗方面的內容），反而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至于程庭的《春帆紀程》，以往學者所見，多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該版本多有刪節，可據程庭文集——《若庵集》之完整內容作進一步的研究。此外，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收藏的鄭旼《拜經齋日記》，也曾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但相關研究論文均從“新安畫派”的角度加以剖析，歷史學研究的縱深感略有欠缺。應當指出的是，除上述這些日記外，在一些文集及公藏機構、私人收藏中，也有不少頗具價值的相關日記，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發掘和探討。

20多年前，筆者在翻閱《歙縣大阜潘氏支譜》時，發現該書卷10《文詩鈔》中，保存了嘉慶和光緒年間的6篇展墓日記，遂作有《徽商展墓日記所見徽州的社會與民俗——以〈（歙縣）大阜潘氏支譜附編·文詩鈔〉為中心》一文。此后，在皖南考察村落人文地理期間，陸續收集到一萬余件（冊）的徽州文書，其中就有40余種從明清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的徽州日記。

從寫作者的身份來看，主要有文人鄉紳日記、學生日記、畫家日記、學徒日記、農民日記、醫師日記等數種。而以內容分類，則有徽商日記、展墓日記、游記、宦游日記等。這些日記，絕大多數都是在民間新近發現的新史料，對其整理、標點并做相關的研究，可為明清民國史研究提供一批珍貴的史料。

這些徽州日記保存了宏大歷史事件的微觀記錄，對于徽州人群的性格特征作了相當形象的揭示。與此同時，對于明清以來徽州社會的生活實態有著生動的敘事，展現了多姿多彩的城鄉景觀和風俗民情。此外，徽州日記還有助于解決一些學術爭論。譬如，紅頂商人胡雪巖的籍貫問題，歷來言人人殊。而新發現的徽州文書稿本《南旋日記》中有一段有關胡雪巖在杭州所建園林的記載，對于解決此難題，具有突破性的學術意義。

作為“區域研究”，“徽學”是研究徽州社會、徽商及其在全國各地活動產生的相關問題的專門之學，關注的核心是明清社會經濟史。我們研究徽州，絕非僅僅著眼于徽州地方史，而是為了通過徽州研究，深入了解南宋以來（特別是明清以降）的中國社會，立足于徽州區域提供的豐富史料，深化對整體中國的認識，從而解釋中國大歷史。在這方面，徽州日記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無疑是一個極佳的切入點。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以來徽州日記的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