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研究”負責人、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創新是城市發展的主動力。城市是多樣文明的空間聚集，城市創新的激活與可持續需要諸多條件，尤其離不開合理、堅實的文明基礎和人文底蘊。與城市發展相伴隨的文明多樣性為創新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條件，但文明多樣性、多樣異質文明的聚集并不必然產生創新。如果一個城市缺乏合理的秩序，多樣主體之間缺少文明與文化認同，不僅不會觸發創新，反而會成為引發城市風險的重要因素。厘清創新的文明基礎、人文底蘊，深層建構城市秩序、城市正義、有序多樣性，對于城市社會的可持續創新具有基礎意義。

保持城市的文明多樣性

城市發展是人文地理、社會經濟、政治生態等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城市發展又具有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的綜合效應、綜合后果。從人類文明發展歷史的視角審視城市發展：一方面，城市是人類為解決不斷深化的人地矛盾等問題，滿足不斷拓寬的人的多樣需要綜合創新的成果；另一方面，城市一旦產生、城市化進程一旦啟動，會具有深刻的拉動與驅動效應，成為新需要、新實踐、新探索不斷生成的主要場域。

城市的吸納與聚集效應，提升了社會創新的概率。在多樣文明要素（人口、知識、資源、技術、觀念）的聚集中，城市成為強大的需求節點，并不斷產生新的需要，從而使產生新供給的可能成倍增加。正如美國城市史學家芒福德所說，城市“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這一點一直是城市給我們的最大的貢獻”。也正如美國城市經濟學家格萊澤所認為的，“長期以來，城市創造了知識的爆炸；在這里，一個智慧的火花會激發很多的火花。”

多樣文明要素特別是多樣文明主體的聚集、碰撞，從拉力與推力、需求與供給兩個維度，使創新在不斷發展的城市中處于隨時可能被激活的臨界狀態。反觀人類文明史、創新史，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所有的重大創新、重大發明，都發生于城市或以城市為必要支撐，而且越到晚近，城市對創新的基礎作用越明顯。對現代社會而言，沒有城市的不斷發展，沒有城市化水平與質量的不斷提升，也就沒有創新的可持續。城市對多樣異質文明和文化進行吸納、聚集、融合的能力，對創新可持續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之，文明多樣性的減弱，會導致創新的減弱、城市的衰落。在格萊澤看來，底特律之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逐漸衰落，其原因在于單一、固化的產業結構，使文明多樣性減弱，從而阻礙了這個城市進行持續創新的可能。往前推導，底特律之所以曾經創新不斷、繁華興盛，恰恰是因為它曾經擁有難能可貴的文明多樣性。倫敦、紐約、東京、巴黎、北京、上海等全球城市，之所以至今能夠保持較好的發展勢頭，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緣于這些城市較好地保持、營建了文明多樣性，較好地處理了創新、多樣文明、城市發展三者之間的有機互動關系。

國內外諸多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文明多樣性是創新的必要條件，沒有文明多樣性，也就沒有創新的生成、激活、可持續，而城市是文明的核心標志、文明多樣性的空間載體。因此可以說，沒有城市的發展，也就沒有文明多樣性，沒有多樣文明的聚集與融合。城市是文化傳承、文明創新的核心場域，保持創新可持續的關鍵在于保持城市的文明多樣性，使城市始終保持對多樣文明要素進行吸納、融合的能力。以城市為核心對文明多樣性進行有機融合，是實現創新可持續的重要選擇。

探索、建構合理的城市秩序

文明多樣性是創新的重要條件，但不是所有狀態的文明多樣性都有利于創新。單子式的無序碰撞、眾多要素的無序碰撞或許會激發某種變革或突變，但這種變革很難成為對城市發展、社會發展有利的可持續創新。甚至更大的可能是危害已有的社會與發展成果，使城市與社會處于一種風險乃至危機狀態。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既相互競爭又有內在秩序的多樣性，才會使創新從可能走向現實，使創新可持續。城市發展與創新的可持續，既需要文明多樣性，也需要多樣性之間的內在秩序，需要城市具備合理的秩序。

問題的關鍵在于，以創新為導向的城市需要一種什么樣的秩序？秩序有多種，每一種事物與對象都有與其內在結構和存在環境相契合的特定秩序。傳統城市理論主要把城市秩序歸為兩種，一種是機械的，一種是有機的。機械秩序論以柯布西耶為代表，認為城市是一種由若干可把握變量組成的有序綜合體。人們日益有條件根據不斷發展的建筑等技術把握城市規律，人為地設計、建造更為方便、快捷、有效率的城市。機械秩序論的特點在于把城市歸結為幾個關鍵變量，并認為人們可以把握、已經把握甚至設計、操縱這些變量及其關系以及城市秩序。有機秩序論以雅各布斯為代表，他認為城市是一個有序復雜性存在，需要從有機體思維而不是機械思維來把握城市。城市更如同一個復雜的生物有機體，而不是一部生硬的機器。城市秩序在本質上是一種有機秩序。在似乎雜亂的復雜城市萬象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其內在的秩序。有機秩序論的特點在于尊重對象與城市的已有狀態，認為城市中已經存在內在的秩序，經過一定的時間，不需要外界干涉，人們自然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并使城市變得更有活力、更有秩序。

以上兩種城市秩序論的共同點在于，都認為多樣性是城市與創新的重要前提，都希望找到文明多樣性的有效整合方式，以保護城市和諧、穩定、發展、創新的可持續。不同在于，一種把城市理解為機器，一種把城市理解為生物；一種更靠近人為秩序論，一種更接近自發秩序論。但問題在于，城市既不是機器，也不是生物，城市就是城市本身。或者說，城市既有機械的一面，也有有機的一面，還有用機器和生物都無法比喻、描繪的更多內容與特點。以城市為載體推動創新可持續，需要對城市性、城市自身的本質、規律進行更為具體的把握，并以此為基礎，探索、建構合理的城市秩序。沒有同城市性、城市規律相一致的城市秩序，也就沒有多樣文明要素的合理有機整合，沒有城市的和諧發展，沒有創新的可持續。

把握、確認城市的人文底蘊

推進創新的可持續，建構合理的城市秩序，需要把握、確認創新及其核心載體城市的深層本性、人文底蘊。城市是天、地、人等系統的復雜有機整合，是人性、人的社會本性、創造本性的空間實現，是人追求和實現確定性、意義性的重要空間形式。城市之所以經過歷史選擇成為創新的核心載體、中心場域，本質上正是源于城市滿足、實現并不斷拓展人的社會性、創造性、意義性，源于復雜而全面的人性與復雜而全面的城市性兩者之間的相互生成、相互確認、相互推動。一個沒有人文底蘊的城市必然不會持續繁榮；一種不與城市發展戰略相結合并缺少深刻人文底蘊的創新戰略，不可能真正激活創新并實現城市發展的可持續。

對社會整體發展而言，創新的重要內容是不斷催生能夠適應、滿足人的已有多樣合理需要的新生產方式，并不斷開啟、激活人的合理新需要，從而實現生產與需求的良性互動、相互激活。而需求與供給良性互動、相互激發的社會關系本質，也就是多樣文明主體在日益便捷的交往中既分工又合作、既相互競爭又相互支持的狀態。這種狀態的空間本質、城市本質，就是文明多樣性與文明有序性的有機統一，也是以城市為載體和場域的多樣文明主體的有序聚集、有序碰撞、有序互動。

由此觀之，創新的重要社會內容或者說社會本質要求，在城市發展與創新的腹地，處于不同分工領域的人能形成一種具有專業能力的合力。一方面，人們能夠在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日益提升自身的專業能力，并不斷開拓新的專業領域，發展新的專業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不同專業領域和環節的人們，又結成彼此合作、良性互通的整體，能夠共同面對城市與社會問題，共同推動城市及社會發展。這樣一種專業與整合、多樣與秩序良性互動的格局是社會正義、城市正義不斷實現的文明和人文本質。

總之，城市正義、以城市為場域的社會正義，是創新可持續的文明基礎、人文保障。城市不是少數人的城市、特權者的財富，而是所有人的城市、國家財富，是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財富，理應為所有社會成員共同構想、共同建設、共同管理、共同享有。一個以特權、固化差異為基礎的城市不可能持續創新，一個沒有普遍平等權利的城市不可能持續創新。推進城市正義，營建有序多樣性，為創新可持續奠定堅實的人文基礎，這事關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也是所有社會成員共同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