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為《禮記》之一篇，后來成為《四書》之一書。由“篇”升格為“書”，看似簡單的寥寥數語，所勾勒出的卻是我國古代知識文化系統的重要演變過程，亦即舊的經書系統《五經》向新的經書系統《四書》轉移的過程。這個過程，無論是對中國經學史來說，還是對中國哲學史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在《中庸》升格為經的過程中，有三個標志性事件。

一是鄭玄為《禮記》作注。《禮記》之“記”是相對于《禮經》之“經”而言的。根據儒家的說法，經是圣人制作的原創性文獻，而記則是經之補記，是對經的一些補充性材料。漢代以前，“六藝”或“五經”中的《禮經》指的是《儀禮》，那么《禮記》就是《儀禮》的補記或補充性材料。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同時為《儀禮》《周禮》《禮記》作注，此即鄭氏《三禮注》。由于鄭玄之注，《禮記》第一次脫離《儀禮》，獨立行世。作為《禮記》之一篇，《中庸》后來受到廣泛關注，也是以此為起點的。

二是《禮記》升格為經。《禮記》脫離《儀禮》獨立行世后，魏晉之后還被立于學官，置有博士，社會地位進一步得到提升。唐初，孔穎達等撰修《五經正義》，《三禮》中只有《禮記》被收入《五經正義》，而《周禮》《儀禮》則被拒之門外。這意味著《禮記》已經完全脫掉“記”的身份，第一次名正言順地晉級入“經”的行列，甚至大有超邁《儀禮》《周禮》的勢頭。隨著《禮記》升格為經，《中庸》作為其一篇，自然也水漲船高，打包進入了經書的陣營。在這種情況下，舉國上下對《中庸》的關注度也就必然進一步提高。于是科舉考試開始從《中庸》出題，權德輿《明經策問七道·〈禮記〉策問》（《全唐文》卷四八三）即是其證，考生答題也廣泛引用《中庸》，比如韓愈即有《省試顏子不貳過論》（《韓昌黎全集》卷十四），而且在士人的一般賦論中，還經常以《中庸》的內容為議題展開理論性探討，比如歐陽詹的《自明誠論》（《歐陽行周文集》卷六），當然最為著名的還是李翱的《復性書》（《李文公集》卷二）與韓愈的《原性》（《韓昌黎全集》卷十一）。

三是《四書》成為科舉考試必選教材。唐代“以九經取士，歷五代迄宋，其制不改”（馬宗霍《中國經學史》第十章《宋之經學》）。九經取士對《中庸》地位的提高以及韓愈、李翱對《中庸》的提倡，對北宋初、中期的科舉考試與儒、釋兩教人士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佛徒智圓甚至“以佛徒而號中庸子”（金岳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契嵩還著有《中庸解》。在科舉考試與佛徒著述的高頻引證下，北宋士大夫紛紛注解《中庸》，胡瑗、司馬光、劉敞、張載、二程、游酢、楊時、呂大臨、張九成、蘇軾、晁說之等均有專門著述。到了南宋，朱熹以畢生之力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作注，終成《四書章句集注》。朱熹的大力推動成功促動了《中庸》由《禮記》之一“篇”向《四書》之一“書”的轉移。這為《四書》取代《五經》的壟斷地位奠定了典據基礎。

當然，在《中庸》由“篇”獨立成“書”，并最終升格為經的過程中，王權的推動也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其中，宋、元兩位仁宗的貢獻最為顯著。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向當年新及第進士“人賜御書《中庸》篇各一軸”（王應麟《玉海》卷三十四），并令宰相當眾宣讀。自此以后，御賜《中庸》成為常制。這一創舉極大刺激了宋代士人對《中庸》的濃厚興趣。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詔以科舉取士，經問、明經從《四書》內設問、出題，教材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元史·選舉志一·科目》）。于是《四書》這一新的經學體系正式取代《五經》老的經學體系，影響中國考試文化近六百年。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庸》學文獻集成與研究”負責人、華僑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