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6—10世紀敦煌地區抄經史”負責人、蘭州大學講師

1900年，道士王圓祿無意間打開一面墻壁后，塵封千年的“寶庫”呈現在世人面前，這就是聞名中外的敦煌藏經洞。該經洞內藏絹畫、拓本、寫卷、供養器等。寫卷中，佛經最多，約占總數的90%，內容有經、律、論、講經文、發愿文、僧傳、注疏等，種類繁多，數量可觀。這批比宋版書更為珍貴的六朝隋唐古寫經，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對當代社會也有重要啟示意義。

顯示中國文化自信闡釋中國文化主張

在信息交流渠道日益增多、外來文化蜂擁而至的今天，中國文化何以自處，國人如何面對，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可回避的問題。毫無疑問，友善、包容、開放是我們對待外來文化的基本態度。立足民族優秀文化傳統，過濾外來文化糟粕，吸取精華為我所用，是民族文化繁榮發展的必經之路。這正是敦煌寫經昭示的歷史經驗和啟迪意義。

敦煌為佛教圣地。《魏書》載：“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英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為S.4359的文書則說：“莫欺沙州是小處，若論佛法出彼所。”佛教之所以能在敦煌以及中國內地盛行，主要是佛教很好地完成了中國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兩漢之際傳入中土，此時，中土已經孕育出成熟的、代表中國特色的儒、道文化。客觀地講，歷史上儒、道文化與佛教文化存在抗爭和抵制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儒、釋、道三家相互借鑒、彼此滋養以豐富自己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的過程。印度佛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不斷吸收中土文化精髓，最終完成了由印度佛教向中國佛教的轉變。比如，印度佛教文化中并不重視“孝”的宣揚，傳入中國后，積極吸收中國孝道思想，闡揚“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父母恩重經》就是宣揚這類思想的代表典籍，我們今天能目睹此經的古寫本，全憑敦煌寫經的保存。敦煌藏經洞存有60件《父母恩重經》，此外還有宣講此經教義的《父母恩重經講經文》2件，以壁畫形式展現此經內容的《父母恩重經經變畫》4鋪。這些數量巨大、表現手法豐富的材料，說明佛教宣揚孝道思想的力度很大，這在印度是沒有的現象。隋唐之際，中國化的佛教遠播至日本、朝鮮半島，甚至回流到它的來源地：印度和西域。漢譯佛教典籍也被譯成藏文、西夏文、回鶻文、梵文等，于不同民族和地區間流傳，這些不同文字書寫的經文在敦煌藏經洞均有保存。可以說，佛教經由中國文化的改造在世界大放異彩，中國因此被譽為佛教的第二故鄉。

從敦煌藏經洞所見文獻和壁畫來看，不僅佛教進入中國后，為適應當地民眾心理和文化特征進行了改革，而且對外來的服飾、飲食、民俗、節日、音樂、舞蹈、樂器、建筑、雕塑，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損益。對于外來文化，先人們歷來都是在固守本民族文化根基基礎上兼收并蓄，也正因如此，才創造出輝煌燦爛、獨具民族個性的優秀中華文化，鑄就出中華民族的血脈與靈魂。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外來文化紛至沓來，我們必須樹立本國文化的自信心、堅定中國文化主張，“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仁者愛人、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而“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寶貴的，唯有它發揚起來，中國才有進步”。

反映普通民眾的民生所向和心理訴求

傳世文獻中記載民眾生活的內容少之又少，史官們關注的多是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績和維護長幼尊卑的禮樂綱常，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闕而不載。梁啟超曾痛批：“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一針見血地指出正史是為當權者書寫的。然而，普通民眾的歷史才是有血有肉、溫情脈脈的歷史。幸運的是，傳統文獻記載的缺失，因敦煌寫經的發現而得以補救，淹沒在歷史迷霧中的民生影像，借此越來越清晰地展現于世人面前。

民眾在抄寫經文后，一般在佛經卷尾書寫一段題記，或又稱之為“題跋”、“識語”。抄經題記是記述抄經者書寫佛經緣由及祈愿內容的文字，一般附于佛經尾部，所記內容均為民眾最為關注者，是其內心世界最為直接的曝露，成為今人觀察古人生活世界的“窗口”。1908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竄入敦煌藏經洞時，立下四個標準以便從卷帙浩繁的文書中挑取最有價值者，其中之一就是有題記的佛經。胡適先生也認為題記是“最有趣、最有歷史價值的材料”。題記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為它再現了一千多年前普通民眾的心理訴求和精神狀態，如：延壽愈疾（S.6230）、分娩平安（P.2900）、合家團圓（S.2360）、早歸故土（S.2605）、風調雨順（北0686）、仕途通順（S.87），等等。

書寫于675年、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藥師經》（P.2900），是一位孕婦為祈求分娩平安抄寫的；一件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897年的《金光明經》，是為祈求風調雨順書寫的。又如，一位名叫石錄山的父親期盼遠行兒子早日回家的“合家大小平安”（S.2360），雖事隔千年，但焦急等待兒子回家的老父親形象歷歷在目。《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記》（S.1963），講述了盧大娘和盧二娘因為戰爭流離失所，身落異鄉，她們希望兩國通和，兵甲休息。從題記中不難看出，戰爭給民眾帶來沉重災難，普通民眾只能通過抄寫佛經祈求和平。可見，抄經題記承載了中國人的夢想，而國家昌盛、社會安定、家庭和睦、家人健康便是亙古不變的主題。

敦煌寫經是各民族共同完成的偉業

自漢以來，敦煌成為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有“華戎所交，一都會也”的美譽。歷史上，活動于此的有漢、粟特、吐蕃、于闐、西夏、回鶻等民族。各民族雜居的事實，決定了敦煌地區抄經事業是由各民族共同完成的，這一歷史集中表現在敦煌吐蕃時期。

唐貞元二年至大中二年，是敦煌吐蕃統治時期。在此期間，敦煌共開鑿石窟四五十所。沙州寺院數量由占領初的13所發展到17所，僧尼數量則從300余人發展至六七百人以上。墀祖德贊時，舉全國之力發愿抄寫佛經。敦煌作為吐蕃的管轄范圍，也積極響應。從敦煌寫經來看，主要抄寫漢藏《大般若經》和《無量壽宗要經》。這些寫本現散藏于世界各地。據西岡祖秀統計，僅《無量壽宗要經》的漢文寫本，英國藏298件、法國35件、中國513件、俄羅斯52件。藏文本英國4件、法國5件、日本8件、俄羅斯23件、敦煌市博物館313件。事實上，實際數量遠大于此，目前還有大量公、私收藏未公布。贊普一次性抄寫佛經的數量非常大，如某馬年為贊普祈福，僅600卷的《大般若經》就決定書寫3部。如此宏大的工程，需要調動各方人力。正如黃文煥先生所言：“河西吐蕃寫經卷子，雖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民族形式，但在寫、校者總人數中兄弟民族人士占4/5甚至5/6，吐蕃人只占1/5乃至1/6。可見，這部寫經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交流的直接產物。”“其規模之宏大、時間之持久、方法之自然、影響之深入，都是極為動人的。”

如前所述，敦煌藏經洞還保存有用其他民族文字書寫成的佛經，不得不說，敦煌寫經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輝煌事業，而不是某個民族或文化的一枝獨秀。

敦煌藏經洞保存的佛教寫經，使我們看到了比宋版書更為珍貴的中古寫本原貌，欣賞到了南北朝古樸的寫經體，敦煌地區轟轟烈烈的寫經活動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歷史畫面，也得以展現在世人面前。敦煌寫經不僅展現了其歷史意義，現實啟示意義也不容忽略。德國著名哲學家赫爾巴特說“歷史應是人類的教師”，如果將“今天”比作一條小船，我們只有裝載著“歷史”的記憶，才可以駛往“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