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浪漫主義研究：理論、方法與反思

張旭春

“文學研究”基本上可分為品評——鑒賞式批評和理論、方法論批評兩種。在西方，“品評”最早由英國18世紀文人或新聞記者開創，他們為《旁觀者》等大眾通俗雜志撰稿。辛普森指出，這種憑借個人才氣的鑒賞式和直覺性文學批評寫作的特征，就是不刻意遵從任何外在理論范式和哲學模式，也即沒有所謂“方法論的自覺意識”。一旦文學研究者在解讀作品時具有自覺明確的方法論意識，文學研究就進入了理論化時代。所謂“理論”指的是批評家“在某種明晰的原則或規范指導下進行文學批評或文學閱讀”。在具有理論意識的文學批評家看來，所有學科的文學批評都應遵從一定的理論原則展開，反之亦然。在此批評實踐過程中，文學批評家們能夠支撐、批駁甚至構建出某種新的文學理論。當文學研究全面理論化后，它便成為現代大學的一門專業化學科。英國近兩百年的浪漫主義文學研究史，生動體現了這兩種“文學研究”的變遷。

英國浪漫主義的

學術定位

“英國浪漫主義批評”肇始于英國浪漫派詩人的自我評價和他們之間的相互品評，經由19世紀初浪漫派同代批評家和維多利亞時代批評家的推進，至20世紀上半葉基本成型。這個時期英國浪漫主義研究主要體現為品評—鑒賞式閱讀，穆勒（John Stuart Mill）對華茲華斯詩歌的欣賞便是這種批判的典型代表。品評—鑒賞式閱讀雖然不時閃爍著個人的靈氣、才氣和文學感知品位，但局限性也非常明顯，即深刻不夠、格局小氣，無法追問回答更為宏大深刻的問題。直至20世紀上半葉，在總結前人研究基礎之上，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和韋勒克（René Wellek）兩位學者開始自覺嘗試進而正式開辟了學術意義上的20世紀英國浪漫主義研究。

1923年，洛夫喬伊發表文章《論浪漫主義的定義區分》，列舉了大量關于浪漫主義的不同定義并得出結論“‘浪漫’這個詞已被用來指涉太多的現象，以至于它自己已經變得沒有什么意義了。它已經喪失了一個語言符號所能夠發揮的全部功能……。對浪漫主義的任何研究都首先清楚地意識到浪漫主義的復數性和浪漫心智的多元復雜性”。

針對洛夫喬伊的觀點，韋勒克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在《文學史中的“浪漫主義”觀念》一文中，他提出，在定義浪漫主義問題上，人們不應糾結于“絕對的唯名論”，而應注意浪漫主義運動的“理論主張、哲學思想、創作風格”等方面所構成的“統一性”，它們“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了一個互為協調的觀念體系”。韋勒克認為，浪漫主義雖然在歐洲各國以及各個作家的創作中千差萬別，但的確存在著某種洛夫喬伊所懷疑的“最小公分母”，即“詩歌創作問題上的想象論，世界觀問題上的自然論，詩歌風格的象征論和神話論”。

應該指出的是，英語并非韋勒克的母語，韋勒克更不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研究專家，他對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閱讀很難說是全面而深入的，因此他所抓住的這三個問題和他所列舉的例子都有很大的簡單化傾向。但正因其簡明扼要，才對后來許多有關浪漫主義文學的教科書編寫和大學課堂教學起到很大的指導作用。在我國，對于浪漫主義的認識至今仍然局限在韋勒克的“三點論”范圍之內，以至于國內有些學者甚至將韋勒克模式借來套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思潮，更是顯得方枘圓鑿、左支右絀、漏洞百出。

雖然韋勒克模式在大學課堂影響很大，但事實上，隨著新批評尤其是二戰后各種新文論流派的出現，英國浪漫主義研究基本上還是沿著洛夫喬伊“復數的浪漫主義”路線推進的：20世紀風起云涌的各種理論范式為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研究提供了多種研究方法和切入的視角，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已發展為一個體系獨立、資源豐富的學術領域。也就是說，從新批評開始，英國浪漫主義研究正式進入了理論自覺的學院派研究階段。

英國浪漫主義的

思想資源

仔細梳理這個學術領域，我們會發現，一方面，借助于新理論范式的深刻洞察力，英國浪漫主義經典文學作品多元而復雜的面相將得到全方位的揭示（即辛普森所說的文學理論指導文學批評實踐），如新批評對浪漫主義詩歌悖論——反諷語言的揭示，神話—原型—《圣經》批評對浪漫主義與啟示論思想糾結的探索，解構主義批評對浪漫主義詩歌中自然、語言與意識三者復雜糾纏關系的洞悉，女性主義批評對“沉默的多羅茜”問題的思考，新歷史主義對華茲華斯詩歌創作背后“政治置換策略”的挖掘，生態批評對華茲華斯《湖區指南》一書的發現和解讀，以及對雪萊素食主義思想和日常生活實踐的考證，后殖民主義對英國浪漫主義東方風的研究等；另一方面，20世紀西方文論的多種流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國浪漫主義經典文學研究的產物（即辛普森所說的批評實踐催生元理論的建構），如弗萊的神話—原型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在《可怕的對稱》一書中對布萊克的解讀，德·曼的解構主義思想并非先入為主的理論假設，而是他對華茲華斯、荷爾德林和盧梭等浪漫主義作家批評實踐的產物，麥克干、列文森和辛普森等的新歷史主義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產生于他們對華茲華斯經典作品的重新解讀，貝特和莫頓的生態批評理論則是源于對以華茲華斯和雪萊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生態思想資源的思考。

然而，在對“20世紀西方文論與英國浪漫主義研究”這個學術資源的清理過程中，我們也強烈感受到，貌似深刻的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實踐也存在一個重大問題，即各種批評范式之間的強烈排他性、內在研究（語言—形式研究）和外在研究（歷史、社會、政治）的互斥性，以及由此而來的任意詮釋、過度詮釋等問題。在此背景下，陳寅恪先生開創的“文史互證”方法顯示出20世紀中國人文學術研究方法論獨有的解釋力和科學性——“古典”與“今典”的結合、批評過程中“了解之同情”的運用等“文史互證”所包含的具體批評方法，將卷宗勾陳與詩意想象、史料考辨與審美沉思完美結合起來，既科學有效地詮釋作品的意義，又為枯燥的文學批評注入鮮活的生命感。最重要的是，“文史互證”方法為文學詮釋活動建立起不可逾越的圍欄，防止了普遍存在于西方文學批評中任意詮釋和過度詮釋問題。

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未來的新方向將是繼續借鑒消化西方批評理論之長，同時又要注重挖掘繼承我國傳統批評方法中的寶貴資源，并將兩者完美融合起來，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研究方法和批評理論。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與英國浪漫主義研究”負責人、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