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長河，是以詩歌為主流的。”其中唐詩、宋詩雙峰并峙，成就最為突出。唐詩的總集出現較早，為唐詩研究奠定了較好的研究基礎。相對于唐詩研究而言，宋詩研究相對薄弱，這與宋詩數量較大，且在相當長時間內缺乏全集有關。1998年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72冊出版后，宋詩研究有了比較堅實的文獻基礎。就宋詩選注而言，不論是古典時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陳衍《宋詩精華錄》等，還是現代學術語境中的錢鐘書《宋詩選注》、繆鉞《宋詩鑒賞辭典》、金性堯《宋詩三百首》、張鳴《宋詩選》等，都側重于對宋詩文學性的選擇、注釋與闡發。然而宋詩與唐詩之不同，在于宋詩作者（宋代士大夫）的社會身份與唐代詩人有極大差異。簡言之，宋代詩人以文官階層為主，他們具有國家政權主人翁的心態，對國家政治、社會民生有極其強烈的使命感和參與感。與唐代詩人的“布衣感”及唐詩中的“少年精神”不同，宋代詩人這種“先天下之憂”的心態使得宋詩具有了某種“中年氣質”，也就是對社會現實的強烈關注。在《全宋詩》中，直接反映國家政治、社會民生各層面的詩作數量較大，質量也較高。所謂“唐詩主情，宋詩主理”的文學性論斷之外，有必要加上“宋詩重事”一點，才能更為全面地反映宋詩的總體情況。

　　自2004年起，筆者從《全宋詩》20余萬首詩篇中，選取了帶有反映現實的“詩史”性質者近300首，分為立國、建都、政事、黨爭、內患、外交、邊防、經濟、文化九門，一詩一事，加以箋疏。箋疏分為“箋說”與“疏證”兩部分：“箋說”主要說明詩篇的本事背景、作者撰寫時地及其寫作意圖、學界對此詩所涉歷史問題的基本認識、筆者對該問題的個人新見等，屬“串講”性質；“疏證”則引用第一手文獻資料，說明具體詩句中的時地、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引文出處、用典等問題，屬“引證”性質。另外，每門之前撰寫小序，對該門所涉詩篇、史事的相互關系進行一一對應、前后聯系的概述，以期使讀者獲得該門詩篇所涉宋代史事的基本認識。書末附有“宋代史事年表”與“作者及篇名索引”，將書稿中詩篇所涉及的宋代史事按時間順序編錄，并在史事下附寫了詩篇名稱，有助于讀者在時間線索下通覽全書內容，快速檢索。

　　從微觀研究的層面來看，此書所選近300首的絕大多數（280余首）是首次被加以注釋，具有闡釋上的原創性。以下所述難點及創新之處，具體到每一首箋疏，都有著一種或多種的存在：

　　考證詩篇的著作者及其社會（職務）身份、詩篇所屬本事、詩篇寫作背景及深意等。如“黨爭門”劉克莊《讀本朝史有感十首》，歷來據“宛委別藏本”《平庵悔稿》認定為項安世所作，《全宋詩》亦從之。箋疏據《后村先生大全集》的版本流傳情況、劉克莊的實錄院任職經歷及寫作特點考訂此詩當為劉克莊作，詩題“本朝史”專指宋代實錄，此組詩所述事件以時間先后為順序，表現出明顯的“編年”跡象，而每首詩所述則以某一位或兩位人物為中心，又體現出“傳記”特點，正符合《實錄》“編年附傳”體的特點。再如“邊防門”曾鞏《邊將》，箋疏指出詩云“太傅李漢超，侍中何繼筠”，二人傳記見于元修《宋史》，元修《宋史》以宋修《國史》為基本史料來源，而曾鞏修撰《三朝國史》之太祖朝《國史》，正包含了何繼筠、李漢超傳記；另外，《邊將》中若干意見來自賈昌朝《備邊六事》，這與曾鞏擔任修撰國史職務時接觸賈氏奏疏也有關系。故此詩為曾鞏寫定何繼筠、李漢超諸將《國史》傳記后有感而作，是難得的詩、史屬同一作者、可堪互證的第一手材料。

　　對詩篇的闡釋既采用第一手史料，又結合最新的研究成果作出新證。如“文化門”薛季宣《讀舒王日錄》云“周家道備驪戎變，流俗原來不誤人”，箋疏指出“流俗”語出王安石“三不足”說。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指出“人言不足恤”或作“流俗不足恤”，此詩恰可為鄧說之補證。另外，箋疏進一步考證了王安石集團對“流俗”一語之定義，強調“流俗”內涵所指為反對變法的士大夫階層，而非通常認為的“普通民眾”。再如“立國門”王庭珪《和李巽伯少卿見懷》，箋疏在鄧小南《關于“泥馬渡康王”》考證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此詩是現存最早涉及“泥馬渡江”之詩篇，并首次將傳說中“渡河”改為“渡江”。“泥馬渡河”轉化為“泥馬渡江”之契機，在于《晉書·五行志》載太安時期童謠“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南渡初年士大夫好以東晉擬本朝，歷史情境的相似性以及相應的文化心態都值得玩味。

　　對詩篇的闡釋結合了個人研究心得。如“政事門”楊偕《郡舍偶書》云“斯文自信驚天地，吾道誰知系國家”，楊偕是宋代“臺諫之重”的首次事件“伏閣諫諍”的參與者，他“自信”可以“驚天地”的“斯文”，正是宋初道統、文統的習慣指稱；“系國家”的“吾道”，則是與道統、文統對應的“正統”學說。《宋史》本傳稱楊偕“敢為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底氣正是源于師承有自的新“三統”（道統、文統、正統）學說。又如“內患門”陸游《瀘州亂》，箋疏指出瀘州之亂絕非一地小釁，關系蜀中安危，此乃南宋特殊歷史環境下瀘州的獨特地理位置使然。宋代川峽四路中，川北平原的成都府路為蜀中政治經濟中心區域。北宋時期，成都府路可北上經利州路進入陜西，連接河南；亦可南下經梓州路（瀘州）、夔州路（重慶），由長江水路進入荊楚平原。南渡后，陜西大部不復為南宋所有，利州路已不可通往關中，故四川與臨安行在的通道只剩下唯一的長江水路。成都府路欲抵臨安，必以瀘州為樞紐，方能經重慶出峽。瀘州遂成為川峽四路中，內可溝通成都府路（成都）、夔州府路（重慶），外可連接蜀中與江南的戰略重地。南渡江山，蜀地可稱半壁，而一部《宋史》四百六十九卷，獨以瀘州為邊面之地作結，可見其樞紐地望之重。再如“文化門”謝枋得《和游古意韻》，箋疏指出趙氏孤兒故事在宋代得到了高度認同，有宋神宗朝、南渡初與宋季三次集中提及“趙孤”話語，尤以宋季遺民以此表達忠義之情、故國之思最甚。紀君祥與《趙氏孤兒》實為宋遺民之隱語表達：“紀”為紀念，“君”即幼君趙昺（祥興帝），“祥”是趙昺年號“祥興”之“祥”。雜劇“趙氏孤兒”的化名“程勃”不見史傳記載，是出自劇作者的文學創造，“勃”者興也，正指趙昺年號“祥興”之“興”。托名“紀君祥”并撰寫《趙氏孤兒》以紀念幼帝趙昺者，可能是文天祥幕僚、宋季入元之遺民、著有《青山集》的趙文。

　　宋詩之重視反映現實，與宋人推崇杜甫“詩史”特點有關。當然，就單個宋代詩人而言，其詩作遠不能達到杜詩“詩史”的高度。但就“全宋詩”而言，從中選取、匯集反映社會現實的若干篇章，則可稱之為“宋詩史”而無愧。詩、史雖體制不同，然小而言之，皆能見智識之超拔，成價值之判斷，為情感之依托；大而言之，承前啟后，以維系一國家一民族之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詩、史互證發明，理有固然。以是揆之，《宋詩史釋》亦可視為《宋詩紀事本末》或《宋史別裁集》也。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宋詩史釋”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