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2006年9月13日頒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項目的大政方針以來，至今已有10個年頭。中國文化“走出去”這一主題具體涉及“中國文化‘走出去’”和“講好中國故事”、“闡釋好中國特色”等相關的內容。而在這些內容之中，翻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主要手段。值此十周年之際，我們有必要從翻譯研究的角度對這一主題進行解讀，指出該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并展望其未來的發展走向。

　　亟須“走出去”的文學地域性

　　“中國文化‘走出去’”是一個宏大的主題，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涵蓋“中國文化”研究（即選材研究、文化專門領域研究、文化現象研究）、“走”研究（即譯者模式、翻譯方式、翻譯過程、傳播方式、交際手段、宣傳策劃、傳播機制等方式的研究）和“出去”或“走出去”研究（即宣傳效果、傳播效果、接受效果、提升效果、市場效果、異化和歸化效果等結果的研究）。“中國文化‘走出去’”與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講好中國故事”、“闡釋好中國特色”等思想一脈相承。“中國故事”和“中國特色”屬于內容研究，“講”和“闡釋”屬于方式研究，兩個“好”屬于效果研究。當然，效果還要分為整體傳播效果（譯外效果）和翻譯過程中怎樣“講好”、“闡釋好”本身敘事效果（譯內效果）等。

　　談“中國文化”，主要是談中國的地域性。所謂文學的地域性，周作人曾說，“我相信強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學的一個重大成分。”（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美國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認為，“地域性本身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而且受到鄉土作家的相當重視；他們利用某一地方的特點，如地方方言等，來強調和形容某一個地方的獨特性。”（《葛浩文文集》）他還承認，“幾乎在所有我們討論過的作品中，最初吸引讀者共鳴的不外是民族主義的主題，但是構成其長久吸引力的卻是它們的鄉土色彩。”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鄉土文學作品本身就是文學地域性的一個強有力的表征，而針對鄉土文學的英譯實踐批評研究，從某種程度上正好對應了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國家需求。

　　文學作品“走出去”的翻譯傳播機制

　　中國文化怎樣“走”才算“走出去”？把漢語翻譯成外語，是最初步的“走出去”。從初步走出去到真正走進去再到完全融進去，是對于“走出去”的不斷層次化和深化，既涉及翻譯內部問題，也涉及翻譯外部問題；既包括語言問題，也包括超語言的問題。至于是不是真正走出去了，還要有量化的考察指標，比如典籍翻譯的種類、數量、印數、銷售數、引用率、引用層次等。但是，雖然市場指標至關重要，但絕非市場決定論，還要看文本類型等因素，以防經典娛樂化。“走出去”的終極目標是“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至于中國文化軟實力是不是得到了有效提升，需要歷史地、長期地考察，不必因為暫時的接受效果不佳而下“夭折”的結論。

　　此外，對于中國文化的相關翻譯研究要有針對性。比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希望的“用海外讀者樂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語言，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言及的并不都是翻譯上的問題，所以還要將翻譯學上的傳播效果和新聞出版領域、外宣領域的傳播效果區別對待或有機結合。“海外讀者樂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語言”和保持文化個性之間在實踐上會有不平衡的地方，不宜一股腦兒將功過都加在翻譯的頭上而迷失了學理上的思考。

　　以“鄉土語言”的翻譯和研究為例，迄今為止，譯學界對于“鄉土語言”翻譯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秦毅在《文學作品翻譯“走出去”是必然》一文中說道，“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曾表示，中國本土文學作品的翻譯困難主要在于‘鄉土味’的準確性，而目前國內有關本土文學作品‘鄉土味’的翻譯研究只有寥寥數篇。”漢語“鄉土語言”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不管實踐上能否行得通，對其的翻譯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其意義就在于找到深層的規律，讓人們通過研究提高理論的認識水平。

　　傳播主體的文化身份研究

　　作為文化“走出去”一部分的文學翻譯對外傳播研究，除了特定文本的翻譯傳播研究外，整體上還具有如下的一些表現：或在宏觀上存在文化泛論現象，或在微觀上聚焦于個別文化熱詞的翻譯；系統性討論較少，而零星討論又以“二元對立”立場作“正誤”判斷的居多；部分研究出于對漢語事實難以窮盡或翻譯局限性的顧慮，以翻譯形式（如“音譯”、“意譯”、“音譯+意譯”）簡單歸納最為常見，有時感性甚至會超越理性，最終與原有文本出現偏離。

　　我們可以以葛浩文的“連譯帶改”與翻譯批評的關系論述為例，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一提到葛浩文的刪節和改寫，中國譯學界便顯得憤憤不平，大多主張維護原文內容和我們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們或許可以試想，中國翻譯者對莎士比亞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也有過那么多的“簡寫本”、“簡譯本”、“改編本”等翻譯版本。畢竟文學的創作與接受需要百花齊放，因此，作為譯者的葛浩文也一直試圖在向原文意義求真和對市場務實間不斷進行著各種平衡的努力。

　　除上述問題以外，在全面研究的基礎上，有些領域的研究還比較欠缺，缺乏具有深度的相關解釋力。比如，研究涉及范圍涵蓋了文學翻譯的多個方面，從譯者模式到傳播模式，從翻譯效果到接受效果，從傳播過程到傳播手段，從文學翻譯到科技翻譯，從漢民族文化典籍到少數民族文化典籍，從泛文化翻譯研究到專書翻譯批評研究，從翻譯內部研究到翻譯外部研究，從古代典籍翻譯研究到現當代文學翻譯研究，等等。此外，還比較缺乏有關對翻譯主體的研究，即對于幫助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譯者群和“中國故事”寫作作家群的研究。其中，譯者群又包括中國譯者群、國外漢學家譯者群、旅居海外的華裔譯者群、加入中國籍的原籍譯者群、中外合作譯者群和直接用外語講述“中國故事”的華裔作家群。他們的經驗和行為規律怎樣？影響效果如何？他們的文化身份對行為的影響又如何？借用一些中國本土的翻譯理論，是否能夠給予比較有效和合理的解釋？是否也能夠給翻譯實踐以良性的導向？這些都可以成為中國文化相關翻譯研究的拓展路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漢語‘鄉土語言’英譯實踐批評研究”（15AYY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