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視點】

　　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已成為經濟學界的一項重要理論任務。

　　經過一段時間的爭鳴和探索，我們發現在理論上還存在一些走偏的傾向。有的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簡單歸結到各種西方理論流派之上，如凱恩斯主義、供給主義、里根經濟學、撒切爾主義、結構主義、新制度主義等，試圖從中尋找現成的答案；有的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結為空洞的教條和簡單的理論批判，在純粹理論批判的過程中忘記了理論的構建性和改革的實踐性；有的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泛化，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為一個無所不包的筐，什么東西都往里裝”，甚或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結構調整”，將“全面改革”理解為“碎片化改革”等。這些都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和實質，提供的所謂“答案”和“藥方”也只能是謬以千里了。

　　如何廓清認識，正確理解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就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鮮明有力的回答。我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種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綜合性集成創新，是中國經濟和中國模式在新時期一次探索性的大改革和大調整，難以從傳統的理論流派和思潮中找到現成的理論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一方面，必須順應全球經濟發展的潮流，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使命，扎根于當代中國的創新實踐之中，并為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各種問題提供建設性的解決思路。另一方面，必須具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承性和理論方向性，與時俱進地發展、充實和細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才能避免主流理論缺失所出現的理論混亂。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從理論到實踐不斷探索的結晶”“是繼‘新常態’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就是吸收各種現代經濟學成果，結合中國實踐和面臨的新問題，進一步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形成的以經濟新常態理論為內容的新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按照這種認識，我們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應當把握好以下幾個政治經濟學維度：

　　從社會主義本質論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本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和不斷調整，以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核心標志就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滿足全國人民福利水平的提升需求。正是從這種本質論出發，我們可以很好超越各種流派所局限的“市場”與“政府”、“國有”與“私有”等二元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中的困境，將各項政策和改革的落腳點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個本質之上。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包含多重任務。從長期看，積極制定各種創新戰略，實施創新驅動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之舉；從中期來看，制定戰略新型產業計劃，積極推動產業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是發展生產力的核心步驟；從中短期看，積極克服各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帶來的扭曲，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所帶來的各種問題，是解放生產力的核心內容；從近期來看，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五大攻堅戰”是解放生產力的切入點。因此，微觀層面的市場主體再造、中觀層面的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重構、宏觀層面的調控體系改革與運行體系的疏導，都應著眼于此、著力于此。

　　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制理論，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中，必須重視解決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體系方面存在的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從所有制問題入手，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構建適應新的戰略機遇期、新技術發展和新產業發展的新型所有制模式。國有企業改革本質上是堅持“效率導向”“能力導向”和“市場導向”，構建能夠持續發展生產力的新型的、動態的所有制結構體系。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一是要通過購并和破產等方式，解決國有經濟中大量的“僵尸企業”，清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病灶；二是要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構建國有經濟的全新所有制基礎，完善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的競爭體系；三是通過組建多層次的創新體系，充分發揮政府、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在不同創新環節、不同創新模式上的作用；四是通過發展戰略性產業，構建適應全球化競爭的市場主體，在全球化新的分工體系中實現技術與產業跨越式發展。

　　根據政治經濟學市場運行理論，市場供求的失衡不僅意味著需求不足或供給過剩，而且在于社會再生產的四大環節都出現了問題，是多環節的市場失靈。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消費環節來尋找產生問題的根源和探尋解決問題的答案，不能簡單從凱恩斯主義或供給學派來尋找答案，而是必須著眼于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多個環節。其中，生產環節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企業的勞資關系、治理體系以及競爭體系尤為重要，是很多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所在。當前中國所出現的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結構性扭曲以及大量的風險問題，都必須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來展開。比如，消費不足的核心原因在于分配問題，而分配問題的核心在于勞資關系和生產體系的權力關系出現了扭曲，糾正消費不足的問題并不能依靠凱恩斯主義所倡導的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而應該在生產領域積極改造扭曲的勞資關系、全面重構企業的權力體系，同時強化國家的再分配功能，改變過分不平衡的初次分配結構。

　　根據政治經濟學的政治、社會與經濟互動原理，市場體系出現系統性問題，并不僅僅是市場運行環節出了問題，還意味著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也存在沖突之處。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系統的剛性結構約束了經濟系統的波動，從而導致價值規律難以得到很好運行；二是利益關系固化和權力越界，干預市場配置資源，妨礙了價值信號有效形成。因此，一場旨在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大改革和大調整，不能止于進行需求管理和市場體系的改革與再造，還需要落腳于“調整利益結構”“重構政府管理模式”和“全面從嚴治黨”等方面。正是基于這種政治經濟學原理的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為核心，以適應經濟新常態為背景，以“五大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五大政策支柱”為工具，以“五大攻堅戰”為突破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將在全面吸收這些最新理念和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實現新的突破、創新和發展。（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