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登科總錄》全書五卷，包括《隋唐五代登科總錄》《兩宋登科總錄》《遼西夏金元登科總錄》《明代登科總錄》《清代登科總錄》，擬收錄自隋唐至清末進士等登科人12萬左右，總字數約3750萬。目前，《中國歷代登科總錄》的第一份碩果——《宋代登科總錄》已出版，全書14冊，1000萬字，重構了宋代4萬多進士檔案，是迄今為止關于宋代登科人物最大的數據庫。

宋代三百多年，共舉行了118榜科舉考試，各種科目登第人數約11萬人（包括特奏名），遺憾的是沒有斷代的宋登科記，完整保存下來的宋代登科錄，只有《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和《寶祐四年登科錄》，所載進士分別為330人和601人，這主要得益于朱熹和文天祥的名人效應。除去這二榜，仍缺的116榜登科錄或已湮沒，或散落在茫茫史籍之中，需從現存宋代典籍及后世相關史料中去尋覓，仿若沙里淘金。十余年來，我們從宋代基本史籍、文集筆記、人物傳記、方志、碑刻等大量文獻資料中，不懈搜尋宋登科人名錄和有關資料，共搜集了41040名登科人，著成《宋代登科總錄》。

《宋代登科總錄》所收每位登科人都有一份小傳，即凡從現存文獻中能輯錄到的宋代登科人，按朝代、榜次順序，列其姓名，姓名下列字號、籍貫、登科年、初授官、所歷官（舉例）及終任官（或最高官），謚號。小傳之下，附書證。書證引用書，寫明哪一朝作者、書名、卷次及與小傳有關信息的原著引文。書證盡量做到三條以上。舉例如下：

李垂，字舜工，博州聊城縣人。咸平三年登進士第，初授聞喜縣尉。天禧四年，任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仕至知均州。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七《李公（垂）墓志銘》：“公諱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初命解州聞喜尉，換州司法，再調湖州錄事參軍。召試為崇文院校勘，出知亳、潁、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終于武當。”

《宋史》卷二九九《李垂傳》：“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

《北京圖書館藏拓片墓志》6489、公孫簡《趙郡李君（筠）墓志銘·天禧四年十二月》：“君諱筠，字質素，博州聊城……生三男：季曰垂，舉登科第。習知官守，今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咸平三年，垂擢進士第。”

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五《選舉志·宋制科》：“李垂，聊城人，起居注。”

由上可知，小傳所提供的登科人信息及書證，需從多種渠道查閱文獻獲得。為此，我們翻閱了數百種文獻，歷經了“上窮碧落下黃泉”般搜集資料的磨難。這些已逝的登科人，大都是宋代叱咤風云的精英，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蘇轍、王安石、沈括、蘇頌、李綱、宗澤、朱熹、文天祥等，從他們身上可以窺見宋代科舉制度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影響力。正是在這些登科人的影響和帶動下，宋代出現了當時世界上最為繁榮、最為光彩奪目的文化。

《宋代登科總錄》的問世，摸清了宋代科舉家底。依靠這個大數據，可以統計宋代進士出身與非進士出身的宰相數量、比例及進士出身的翰林學士比例，可以統計北宋前期、后期與南宋時期進士地域分布變化、世官之家與寒門出身進士比例的變化等等，有助于深入研究宋代社會人口上、下和地域的流動性，區域經濟的發展變化，官僚隊伍選拔與科舉制度的關系，貴族與平民社會地位的升降態勢等，從而為打開宋代科舉研究新思路搭橋鋪路。

《宋代登科總錄》運用的書證資料，均出自第一手文獻。傳統庋藏古籍與新出土文獻，凡涉及宋代登科人資料的，皆力盡所能予以搜集、披閱、爬梳、整理、考辨。宋代科舉制度變化比較大，也比較復雜，如宋代載籍中的進士不等于“及第進士”，不像明清，凡文獻中提及的進士就是登科進士，如何鑒別宋代及第進士便成了難題。為此，我們邊做課題邊進行學術研究，一批研究成果如《宋代及第進士之鑒別》《宋代宗室科舉考試述論》《關于宋代童子科的幾個問題》《兩宋“上舍釋褐”考述》《北宋徽宗朝“貢士”與“進士”考辨》等相繼問世，并充分反映在《宋代登科總錄》中。

《宋代登科總錄》是兩宋三百年古代文化精英的傳記資料庫，有助于開闊擴宋代文史哲研究視野，推進宋代專門史研究的深入。研究中國政治史、思想史、軍事史、教育史、文學史、社會史，他們都是繞不過去的人物。該書的出版，標志著歷經近二十個寒暑所執著研究的《中國歷代登科總錄》課題，終于進入了收獲的季節。聞著眼前散發書香的《宋代登科總錄》，想起在與青燈黃卷為伴的漫長歲月里艱難爬梳的歲月，不禁感慨萬千：做學問是一種繩斷石穿、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需要甘于寂寞、堅持不懈。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歷代登科總錄”首席專家、浙江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