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的西藏書寫”負責人、湖南城市學院教授

西藏特殊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孕育了燦爛的地域文化，衍生出紛繁多樣的人生故事。書寫西藏故事，成為中國當代作家肩負的時代使命，成為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獨特風景。

書寫西藏英雄故事構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

中國文學之美重在善于表現人性之善，英雄是正義的化身，是人性之善的象征。古今英雄的原型只有通過豐富的想象力表現出來，才能抵達人的心靈，成為滋養人生的源頭活水。盡管人們衡量和界定每一個時代的英雄的標準不太一樣，但祛邪扶正的基本要義是始終如一的。文學通過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多方面地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西藏文化經過傳承留下的英雄故事，為中國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藏族史詩《格薩爾》經過歷代民間藝人的傳唱至今不衰，里面所蘊含的英雄崇拜，寄寓了除惡揚善的理想。當代作家只有從中汲取營養，方可獲得破解西藏民間信仰的密碼。例如，阿來在史詩基礎上創作的小說《格薩爾王》，以近乎魔幻的敘事激活了格薩爾，重塑了英雄的傳奇，滿足了讀者的閱讀期待。

中國文學之美還在于樂于表現人情之美，各族人民在建設西藏美好家園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家國情懷是西藏故事中一道獨特的風景。書寫援藏干部、戍邊將士和青藏鐵路建設者，弘揚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升華出民族團結的大義，成為西藏敘事中必不可少的新元素。畢淑敏的《昆侖殤》、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等小說和黨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徐劍的《東方哈達——中國青藏鐵路實錄》等報告文學，書寫當代中國軍人的奉獻精神，塑造了一個個深入人心的軍魂形象。報告文學《高原雪魂——孔繁森》書寫了黨的優秀干部舍己奉公的公仆精神。這些作品在把握時代精神的實質中突出了文學的價值引領作用，凸顯了真實的審美訴求。

應該注意到，隨著地球環境的變化與西藏旅游熱的升溫，西藏的生態環境面臨著越來越多的考驗。當代文學通過書寫援藏工作者在保護生物資源和環境方面的故事，升華出生態美學內涵，有利于強化人們的生態意識，形成自覺維護生態家園的合力。20世紀80年代，黃宗英以富于詩情的報告文學《小木屋》引發科學熱的同時，寄托了保護生態家園的美好愿望，這樣的書寫把援藏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中國文學書寫援藏大業，無論是采取宏大視角，還是從小處著手，都是一次次重構英雄的過程，也是人生正能量釋放的過程，無不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光輝，散發出人格理想的芬芳。同時，這類“主旋律”作品顯示了西藏文學蒼勁、豪放的美學風格。一方面，西藏奇特的地貌與人類生存的險惡，賦予文學以粗獷之美；另一方面，作品主人公崇高的思想境界也強化了其壯美的風格。

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如果說文學創作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化過程，那么，文學接受則是文學作品的社會化過程。英雄題材文學作品在接受的過程中影響著國民的社會心理取向及價值觀，政策制定者可以進行必要的輿論干預，引導國民培養英雄情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產生過躲避崇高的現象，導致了英雄敘事的相對不足。書寫西藏的英雄故事會很好地彌補這一缺憾。對于格薩爾的傳說還比較陌生的人而言，通過不同作家的演繹，格薩爾以降妖伏魔、造福黎民百姓為己任的形象就會深入人心。

援藏是民族國家情懷的象征，通過文學的形象化書寫，呈現出英雄個體與群體的精神風貌，釋放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可以激發中華各民族兒女不畏艱險、甘于奉獻的情懷。

同時，書寫西藏的英雄故事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現實意義。一方面，多角度地展現藏民族的英雄情結與文化認同，有利于增強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另一方面，在書寫西藏故事中以多樣化的藝術手法塑造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英雄形象，凸顯各民族英雄文化的互補與交融，立體地呈現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可以在世界面前充分展現西藏文化的魅力與中國形象。

書寫變革中的西藏故事突出歷史意識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今，西藏的各項事業在不斷的社會變革中得到了繁榮發展，西藏人民正邁步走向全面小康社會。從文學自身發展的規律來看，有生命力的文學不可能脫離火熱的現實而成為自言自語的象牙之塔。文學要反映社會生活，離不開表現時代變遷對人的精神塑造。這就要求作家既要有豐富的歷史感，又要善于表現歷史之中人性的豐富性。書寫西藏故事必須突出歷史意識，這是由西藏自身的情況所決定的。創作主體只有樹立正確的歷史觀，著眼當下，方能全面而客觀、動態地展現西藏各族人民的追求；只有把思想性、藝術性與時代性進行有機結合，才能促進西藏文學經典的形成。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青藏鐵路的全線通車，使西藏各族人民徹底擺脫了舊制度的束縛，成為新社會的主人。當代作家的職責，就是要書寫西藏人民在時代巨變中積極向上的姿態及他們對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展現改革開放給西藏帶來的活力，使之成為中國文學書寫的經典故事。馬麗華的“走過西藏”系列紀實散文，通過自己對西藏多地的考察，在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中突出了古今西藏的滄桑巨變，給予人們心靈的啟迪。

中國文學書寫西藏的歷史、民俗和現實生活，不能簡單地重現，而要經由創作主體的心靈塑造后形成立體的形象，突出民族性與現代性的訴求。當代西藏文學的創作實踐表明，藏族作家對古老風俗的守望，是堅守民族性的證明。其他作家或立足于歷史對現實的啟發，或側重表現古老的習俗與現代文明的沖突，正視了全球化語境中不可避免的文化現象，成為呼應全球化的審美表征。比如，降邊嘉措的長篇小說《格桑梅朵》，借民歌與風俗突出了藏族人民的情感，從一個側面再現了解放西藏的歷史進程。這一方面顯示了文學的主旋律在西藏故事書寫中的不斷創新；另一方面也因為增添了許多關于西藏風情、傳說、神秘感的描寫而顯得更富有文學性和地域風采。這也說明，只有深入歷史深處挖掘出有價值的東西，在與民俗和現實的近距離接觸與觀察中暢想西藏的未來，才能構筑起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情感坐標，溝通與受眾的心靈之橋。

總體而言，書寫好西藏故事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用開闊的審美視野表現西藏人民的生活，反映時代的需求。書寫英雄，要善于挖掘他們在艱苦環境下成長的動因；書寫西藏變革，不能流于宣傳或拘泥于單一的藝術手法，而要以敏銳的眼光去探求變革中世俗人情的變化與歷史前進的必然趨勢。順應時代和人民的呼喚，書寫西藏在走向世界進程中的變化，西藏故事必將越來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