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所撰的《元蘋墓志》（局部） 資料圖片

　　20世紀以來，中古墓志特別是唐代墓志大量出土，保守估計不下于萬方。這些墓志不僅是中古史研究的原始文獻，也是中古文學研究的重要載體。比如在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南北朝文學一直呈現著不平衡的局面，長期以來重視南朝而忽略北朝，但隨著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出現了與中國文學史的常態研究反差較大的現象。新出土北朝墓志研究填補了北朝文獻研究空缺，展現了南朝文學重情感和北朝文學重實用的不同文學取向。

　　墓志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是當時人撰寫并鐫刻于石上的人物傳記。因為各種禮儀制度的影響和風俗習慣的約束，使得不少墓志表現出程式化的特征，但仍有很多墓志文學價值較高。

　　一是詩人墓志。中古墓志中，詩人墓志是其精華所在，也是文學史研究得以憑借的最有價值的原始材料和實物載體。諸如大詩人王之渙，在墓志出土之前，人們對他的家世籍貫、生卒年月、生平仕歷等，幾乎一無所知，而墓志出土以后，其生平經歷就昭然若揭，墓志還記載了他“歌從軍，吟出塞，布乎人口”的文學活動，不僅是他作為邊塞詩人的有力堅證，而且是他詩歌影響的最早文獻記載。再如新近出土的《韋應物墓志》，撰者是與韋應物同時的著名詩人丘丹。這一墓志不僅對于韋應物的家世、生平、科舉、婚宦等方面有詳細的敘述，還為針對大詩人丘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線索。又如集政治家和文學家于一身的女詩人上官婉兒墓志近年出土，為我們展示了一篇極具文學價值的女性人物傳記，墓志運用駢體行文，注重細節描寫和曲筆表現，將這位特殊女性的形象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

　　二是鴛鴦墓志。鴛鴦墓志，一般是指同一墓穴中埋藏的夫妻二人的兩方墓志，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三方墓志，還有個別夫妻墓志屬于兩篇志文而同刻于一石者。“鴛鴦墓志”之稱源于于右任先生的“鴛鴦七志齋”藏石，于先生收藏的七對鴛鴦墓志是北魏時期皇族夫妻的墓志，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近幾十年來，新出土墓志中鴛鴦墓志頗多，筆者統計約有四百余對，其文學價值值得重視。鴛鴦墓志中的一方是女性墓志，獨具女性形象塑造意義，是傳記文學的一個重要類別。鴛鴦墓志中還有一部分是丈夫為妻子撰寫的墓志，有助于悼亡詩的印證和解讀。如新出土韋應物所撰的《元蘋墓志》，既表現韋應物自己的感受：“余年過強仕，晚而易傷。每望昏入門，寒席無主，手澤衣膩，尚識平生，香奩粉囊，猶置故處，器用百物，不忍復視。”又描寫其幼女的表現：“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歲，以其惠淑，偏所恩愛，嘗手教書札，口授《千文》。見余哀泣，亦復涕咽。試問知有所失，益不能勝。天乎忍此，奪去如棄。”這種描寫與《出還》詩中的情境不僅可以相互佐證，而且更有助于讀者探研韋應物悼亡詩的情感底蘊。

　　三是自撰墓志。自撰墓志是文人自己給自己立傳，側重于自我形象塑造的自傳文章，或敘行跡，或述家世，或抒感慨，或發議論。這樣的墓志，既是撰者生命本真的映現，也是文學個性的凸顯。比如新出土《唐樂知君自靖人君室石詩并序，自撰》：“樂知，自謚也。自靖人，自予也。名映，字韜之。玄晏十七代孫。祖父兄皆二千石。貞元癸酉秋生于蜀。映年七十二，太歲甲申終于洛。十歲而孤，母兄育訓；長為儒業，無所成名；壯而納室，竟無嗣續。因緣從事，僅十五載。邴曼容之賢，祿不過六百石，吾已及之；鄧伯道之哲，皇天尚使無兒，何足嘆也。依釋不佞，奉道不諂，與朋以澹，事長以恭，如斯而已矣。今日幸免毀傷，歸全泉下，預于先大夫北廿步，先妣東十三步，兄西十五步，鑿深九尺，筑高一尋，旁蔭故柏，上植三株，祔塋不敢具三代官諱。詩曰：三樂道常，九思不惑。六極幸免，百行慚德。四大無有大患息，一丘樂化永無極。”這是皇甫映自撰的墓志銘，其后的詩作，實際上就是一篇自挽詩，不僅表現出撰者的性格、心理和文才，更將詩文融為一體。

　　我們再拓展一步來看，通過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可以探討文學史演變進程中的各種背景和聯系。

　　首先是家族與文學的關系。21世紀以來，文學家族研究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和熱點，但以新出土墓志為主要依據進行研究的成果卻不多見。事實上，中古社會重視家族傳承，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因而新出土墓志的重要特點就是其家族性，且不乏文學家族的墓志。試舉盧氏家族為例：中古盧氏定著四房，其中三個支系文學人物出現較為集中：一是陽烏房盧思道一系，出土了盧承福墓志等多方，這樣由隋代盧思道到初唐盧藏用直至中晚唐盧拱在文學上的家族影響可以清晰展現。二是陽烏房盧昌衡一系，出土詩人盧士枚、盧載等墓志七十余方，展示了作為望族的文學家族的縮影。三是尚之房羽客一系，出土了大詩人盧綸族系的墓志七方，解決了盧綸的家世、生平以及相關邊塞詩淵源研究等重要問題。綜合盧氏三個支系的新出土墓志，聯系該族系人物的文學創作，便能從一個典型個案以彰顯中古時期文學家族特點和家族文學的風貌。

　　其次是政治與文學的關系。新出土墓志當中，最為重要的墓志是兼政治家和文學家于一身的士大夫階層的墓志。列舉兩方特殊的墓志加以說明：一是《苑咸墓志》。苑咸是李林甫的心腹人物，傳世文獻對其爭議頗多，而新出土《苑咸墓志》則言：“天寶中，有若韋臨汝斌、齊太常浣、楊司空綰數公，頗為之名矣。公與之游，有忘形之深，則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論文章體要，亦嘗代為之文。洎王維、盧象、崔國輔、鄭審，偏相屬和，當時文士，望風不暇，則文學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臺座廿余年，百工稱職，四海會同。公嘗左右，實有補焉，則政事可知也。”就將其德行、文學與政事融合在一起，表現其異于史傳的另一番面孔，這是墓志表現政治與文學關系的集中體現。二是《上官婉兒墓志》。上官婉兒是一位頗具爭議的女性，而其墓志的出土，不僅有助于了解這位女性在復雜動蕩政治環境中的立身行事，厘清史書記載的一些疑竇，而且表現了上官氏家族從隋代到唐中宗時期的文學傳承情況。

　　再者是書法與文學的關系。新出土墓志是書法與文學融合為一的實物載體，其表現有多個層面：一是書法家既撰文又書丹的墓志，書法與文學出于同一主體。如詩人《郭虛己墓志》題署：“朝議郎行殿中侍郎使顏真卿撰并書。”詩人《李峴墓志》題署：“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撰并書。”二是文學家撰文、書法家書丹的墓志，不同主體的書法與文學集中于同一墓志。如新出土《王琳墓志》，徐嶠撰文，顏真卿書丹。徐嶠既是文學家也是書法家，他為妻子王琳撰志，請當時還較為年輕的書法家顏真卿書丹，這是很值得重視的現象。再如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壇領袖的張說的墓志，由當時文壇冠冕并任工部尚書的張九齡撰文，又由當時八分書名家朝散大夫中書舍人梁升卿書丹，更是集眾美于一體了。三是書法與文學的交互研究。如唐代書壇出現復古傾向，與唐詩的復古之風和古文運動的發生應有一定聯系。就詩而言，杜甫有吟詠顧誡奢、李潮、韓擇木、蔡有鄰八分書的作品多首，稱贊諸人的書法淵源李斯、蔡邕，臻于“蛟龍盤拿肉屈強”“書貴瘦硬方通神”的境地，從中透露出杜甫的書法觀念是崇尚復古并追求正宗的，這也是盛唐時期文學藝術復古思潮在杜甫身上的反映。就文而言，書體的復古與文體的復古也是相互影響的，一方面因為墓志的性質，要求其文字與書法古樸典雅、簡潔得體，另一方面盛唐以后的墓志逐漸增入散體文句以接近秦漢古文，到了中唐韓愈而臻于極致，這與杜甫所稱道的書家追求復古，崇尚李斯、蔡邕或許有一定的關系。

　　就中國書寫文獻的發展而言，漢代是紙簡替代的時代，宋代是印刷繁盛的時代。處于其間的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時期，石刻就成為最值得重視的一個文獻類別。作為石刻大宗的墓志，更是中古文學研究的重要載體。利用這些文獻以研究文學，有助于探索文學史的原生狀態，挖掘被歷史掩埋的文學史現象。就墓志本身而言，值得從文本、文體與文學的不同層面進行探討；就墓志拓展而言，可以研究家族與文學、政治與文學、書法與文學等諸多方面的聯系。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首席專家、浙江大學教授）